有一种人的面容，虽死犹生。

那面容高悬在历史的天空，照彻广袤无边、四季轮替的大地，每当节令迁变，他便将开放性的热力倾射出来，注入万物，激活生机。他总是具有一种恒定的表情，一种被历史所赋予的庄重气象。他犹若一种模式，每当人们谈论某类专门的命题，某类颇有些沉重而追远的命题，诸如民族精神，诸如国民性的自强与觉醒的时候，他便会显现，并化作千万种替变的面容。他又不仅是一种模式。他犀利的语辞，尖锐的笔锋，以及包裹其间的爱憎分明的赤心，触及几代人心灵的深处，进而糅变为一种绵延生长的谱系特征，一种撼动人心的人格力量。

鲁迅的面容，正是这样的面容。

这尊高悬于20世纪中国文化天空之上的面容，天然地具有被鲁迅本人所积极倡导的新兴木刻刀削斧劈一般的刻勒效果。典型的方额，蕴着沉思和冷静；一片稠密得有些粗莽的平头发型，这种发型在世纪历史的中国脸谱中往往属于朴素而果敢的一类。这又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单眼皮的双眼，冷峻、严厉，端详良久，总会放出一种导师般的矍铄光芒。浓眉由于高高架起的眉弓，在眉棱骨处分成两道，上半道像匕首，下半道如弯弓，勾勒着微微浮肿的眼窝，显出冷眼凝思的深邃。鼻子隆长，双翼屏着气，翕动着手术施行者一般的勇毅与坚忍。上唇永远被浓须覆着，把下唇衬得几分孤傲，几分不屑。浓须覆着唇，仿佛封了这个思想者的嘴，以便于那双锐眼更为集中地去冷静观看，并沉思着吐出某种射向魂灵的力量。双颊平实，在木刻正是方刀淋漓挥洒之处。多少艺术青年，充满崇敬的心情，将赤子的塑造，献给这张面容。

1933年，杭州艺专青年学生遵从鲁迅的号召，紧随“一八艺社”的足迹，组织了又一个纯粹研究木刻的团体——木铃木刻研究会。不久，几位发起者被捕，其中有江苏武进人曹白。1935年，曹白出狱，刻了一幅鲁迅的木刻肖像，拿去参加当时的全国木刻联展，却被检查官抽掉。曹白遂将木刻拓片寄给鲁迅。鲁迅了解了曹白的遭遇，作了《写在深夜里》，以讽刺的政治童话形式，无情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并将文章刊登到英文期刊《中国呼声》之上。鲁迅对曹白的《鲁迅像》拓片倍加珍惜，一边在画稿上题了字，一边致函曹白：“我要保存这幅画，一者是因为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与挣扎。”鲁迅的话说得如此殷切，将一件作品与其遭遇以及时代的牵连做了凝重而深刻的文化阐释。

20世纪，鲁迅的面容是中国最熟悉的大众面容，也是被中国艺术描绘刻画最多的公共面容。毛主席的公共面容是千千万万次与共和国相伴的事件和仪式使然；而作为早逝者，是鲁迅的文字勾勒了他自己的面容，所以鲁迅的面容带着更多的精神的建构和象征。它曾代表中国新文学的灵魂，在中国世纪文化发展的多个阶段中都蕴着他的气息，浸透其精神本色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鲁迅的面容渐渐地从神坛上走下来，带着他曾具有的批判和反省的本色，重回学界，重回民间。人们断定和相信，曾经的神话与乱象都与他的精神底色不符，远非他的所愿；对他的犀锐话语的肆意挪用都根本是对他的精神的亵渎。倘若他活转过来，第一个站出来抨击如此这般神话的将是他自己。在重回学术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又渐渐看到了鲁迅真实的面容。接着，随之而来的某些大众阅读、娱乐阅读、浅表化阅读，又突然将这尊面容从他应有的高度上拉下来，几乎拉入犬儒的泥沼。那种文化消费的浪潮，在无端诋毁鲁迅批判精神的同时，又把往事陈迹抖露出来，进行所谓还原的混搭，用低俗的猜想去强行拆解这位文化巨人的骨气和魂魄。鲁迅的面容时而在云端，时而在深潭。历史，证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中所写：“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鲁迅精神开始介入现当代艺术创作中。从“艺术革命”到“革命艺术”，从“艺术化大众”到“大众的艺术”，鲁迅话语始终充满批判锐度。曾有一段时期，他的某些言语和看法被转换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新时期艺术和文化语境中，鲁迅的批判精神再度复活，并潜化而为复杂变化中不断生成的艺术话语。面对复杂的时代文化环境，鲁迅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精神力量锋芒不减；面对强劲的全球文化语境，鲁迅的“本土化”和“大众化”艺术思想和策略仍极富深意。“普罗”是俄语“无产阶级大众”的缩写，在历史上已成先进阶级的代称。在消费主义与波普艺术相伴而生的时代里，重视鲁迅的精神，就是呼唤普罗艺术的重新到来，用真正普罗的呼唤来激活文艺的创造与更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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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并向这位永远的精神斗士致敬：“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　　

（本文选自许江《一个人的面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