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针对当前“昆仑石刻”的研究，王子今先生指出：“质疑者或以为现代伪刻……而这一判断生成的依据之一，也包括石刻如果存在两千余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一疑问。”（王子今：《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看到这段归纳，我想起了欧阳修对石鼓文的看法。

  唐初石鼓文重现人间，发现地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的三畤原。唐人做了很多研究，如张怀瓘、杜甫、韦应物及韩愈等，一般都认为是西周之物，没有疑义。至北宋，欧阳修始对石鼓文提出怀疑，云：“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但他没有彻底否定石鼓文，转而提出：“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录跋尾》卷一）

  欧阳修对石鼓文提出的几点怀疑，大体也是集中在书刻方式和古书无载方面。至南宋时，郑樵首次提出石鼓文是秦时文字。据陈思《宝刻丛编》记载，郑樵据“殹、丞”二字见于秦斤、秦权，始考订“此十篇皆是秦篆”，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真是独具只眼。回顾石鼓文等文物的认识过程，可知人们的认知存在局限，这一局限实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如北宋发现的秦刻石“诅楚文”，今人亦有怀疑其真伪者。

  周行康《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指出：“我通过高原岩画调查的田野访谈了解到，即使当地人知道附近有岩画，大多也持避讳、疑惧态度，其次则是不当回事……‘昆仑石刻’近年才被学界发现，实在是青藏高原田野调查的常态。”着实为经验之谈。我看到现场照片，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石头很不起眼，即使站在石刻附近，如果不仔细看，也是不容易发现有字。实际上，近些年在西南、北方等处都陆续发现过类似石刻，有些早先有记载，却长时间不知去向；也有些早先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近年又重现人间。下面举几个例子。

  1.何君阁道碑。该碑刻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记录蜀郡太守何君修筑栈道之事。据文献记载，其最早见于南宋洪适《隶释》卷四，称“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图①）。宋人多有称述，但随后便失去了踪迹，尽管许多学者都曾目睹过其拓本，却始终未能亲眼见到实物。如清代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石索二”载有何君阁道碑拓本（图④），但已非原拓，行款、书法风格与原石均不同。2004年3月12日，何君阁道碑原石（拓本见图②）由四川雅安荥经县烈士乡民建小学教师牟建在该乡冯家村发现。其发现也非常偶然，牟老师在河边游泳时，偶然发现108国道路基下的岩石上隐约有字迹，最终经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确认此刻石就是自宋以来碑志书所载的何君阁道碑汉代原刻，内容与《隶释》所记完全相同。距今近两千年，是今天能见到时代最早的东汉刻石原物，佐证了宋人记载，亦纠正了明清以来碑志书的错误。为什么长时间内当地人没有发现？主要是因为该刻石位置独特，以及地理环境变迁等原因。“因为近年荥河上修建花滩电站水位上升和扩建国道108线倾倒废料堆积成斜坡，便于前往近观才被发现的。”（雅安市文物管理所：《〈何君尊楗阁刻石〉发现及考释》，《四川文物》2004年第6期）人们以为这块碑刻已经湮没在岁月的长河，谁也没想到，它神奇地现身在这样一处绝壁。

  2.燕然山铭。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石摩崖，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这段历史在《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详细记载。然而长期以来，该石刻的具体地点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两位牧民在蒙古国中戈壁省杭爱山一支脉南麓避雨时发现一处汉字摩崖，其间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释读。2017年7月下旬，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和内蒙古大学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对该摩崖进行实地考察。8月15日，考察队宣布该摩崖即班固所作《燕然山铭》。文字为典型汉隶，内容和《后汉书·窦宪传》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异文。至此，消失近两千年的燕然山铭原刻才为世所知。

  3.皇帝北巡之碑。今年在乌兰察布市境内丘陵草原地带发现一处石刻，镌刻在一块独立的花岗岩上，其顶部篆书为“皇帝北巡之碑”（图⑤）。有专家认为，基于石刻的书法风格、频繁出现的“莫弗”一词的使用年代、与北魏六镇长城南北线及克里孟古城的地理位置关系等因素，北巡碑有可能是北魏时期的纪功刻石，其内容与道武帝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北征高车时所镌刻的薄山纪功碑有相似处。虽然其准确年代仍未形成最终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处北魏早期刻石。这一处碑刻，应是史书记载模糊或者失载，加上僻处荒漠，而不为人知。

  实际上，此前也发现过类似碑刻，如20世纪30年代河北易县发现的北魏“皇帝东巡之碑”（图③），时代为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公元437年）；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大同灵丘发现的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图⑥），时代为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三者碑额的书法风格比较接近。将来或许还会发现一块“皇帝西巡之碑”。

  总之，不能因为自己主观认为“刻痕刀法与秦篆存在距离”，以及历史上不曾记载等原因，就否定“昆仑石刻”。任何一件文物的真伪判断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谨慎作出判断。

  （作者：吴毅强，系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张玉梅、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