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的故事】

  中国美术馆在建馆60周年之际，入藏了两件尘封大半个世纪的重要中国画作品：张安治1940年创作的《避难群》和刘元1944年创作的《流亡图》。二者创作时间相隔四年，犹如纸页的正反面，共同记载着抗日战火之下的历史图景。

  张安治的三联画《避难群》，表现的是在日军空袭预警中紧急避难的桂林百姓。近四十名男女老幼簇拥成惊惶的人流，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外貌特征与情感状态。盲人拄杖、妇女抱儿、孩童牵母、主仆相扶，或顶篮、或提箱、或挑担、或背包，步履慌乱间，生活的重量和命运的无常一并压在肩头。而那些粗布衫下绷紧的肌肉线条，因急促呼吸而鼓胀的衣襟褶皱，亦在烘托紧张不安的气氛。画面最左侧，画家描绘了一位回望的妇女，在她的脚边还有一只紧紧追随的黑狗，其忠诚天性令人感慨。妇人的视线让人不禁想象：她在望什么？是身后已经看不见的家人，还是远处那可能永远回不去的家？这是对家、对故乡本能眷恋的一望，然而，她身后已无家可回，身前其实也无路可走。

  《避难群》画面中，伞骨与胳膊交错，包袱与婴儿相抵，没有天地，没有远方，只有挤压在一起的人群。农民、劳工、学生、商贩、买办、军警、仆佣、杂役……他们都像被塞进一个无形的囚笼，每个人都处于命运的枷锁之中。背景的留白，宛若战争撕碎的一切社会关系，让所有人都悬浮在历史断层中，都要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直面生存意义被战争抹除后的绝对荒芜。

  刘元的《流亡图》则是另一种表达。画面以青灰与土褐为主调，仿佛整片土地都浸透了流亡者的血泪。山峦如犬牙交错，稀疏的枯树伸展着痉挛般的枝丫，与近处佝偻的人影形成呼应。蝼蚁般的人群跋涉在无尽的山路上。画面左上角被山石树杈挡住的路口，暗示“在路上”本身便不啻一种酷刑。画面中心，也是逃亡的岔路口，画家用两组人物构成画面叙事焦点。左侧一组，是怀抱婴儿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同情地凝视着一对倒地的夫妇，妻子正抱着垂死或刚刚死去的丈夫。妇女身边的戴帽男子，神情彷徨犹豫，茫然无措。其右，是正怜悯地望向这里的孕妇和身背幼婴的家人。这两组人物中的孩子衣帽上，是全画仅有的几抹亮红色，成为孕育在一片颓然萧瑟中的宝贵生机。显然，此处的人物关系之间，形成了蕴藏生命与希望的视觉隐喻。那些没有直接描绘的新生命，通过缺席反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在场证明。

  《流亡图》也是一曲关于“背井离乡”的复调悲歌。画中有很多人物，都是不同角度的背面。《避难群》中描绘的人群，姿态几乎都往前，说明避难者尚有明确的逃生方向。而流亡者的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未知。所以，画面上这些背影并非朝向同一目标，体现出被战争撕扯后四散飘零的状态。于此，画家以解剖刀般的冰冷笔调，将流亡的痛苦与煎熬一丝丝剥离呈现出来。

  《流亡图》《避难群》的真实感和现场感，仿佛让观者都成为逃亡的亲历者、见证人。纸上墨色如泪，晕染出万千生灵的踉跄与挣扎。当然，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历史叙事。因为画家用最朴素的记录，将最普通也最普遍的“人”放在战争的齿轮下，展示其被碾压的过程与结果。那些敌机轰鸣阴影里衣襟褴褛的身影，像飓风中的芦苇，即使被摧折却依然顽强挺立。相信每位观者，都会对此产生深深的共情。而这种情感，能超越历史、民族、国家与文明的界限，升华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指引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

  光阴流转，抗战胜利转眼已经八十周年。今天，当我们重审《流亡图》《避难群》以及类似这些被战火淬炼的艺术作品时，与其说它们是记录历史的证物，不如将之视为悬于人类文明穹顶的明镜。因为它们，可以照见战争逻辑的荒诞，更照见生命尊严的永恒。

  （作者：朱剑，系中国美术馆藏品征集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