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扎陵湖“昆仑石刻”有：卅七年三月己卯。文字清清楚楚，几乎消弭了此刻石刚刚公布时（当时是“廿六年三月己卯”）引起的“重大嫌疑”。我认为，这几个字在认证刻石真伪问题上还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

  若今人伪作，必欲求符合真实方能以售其奸。所谓“真实”，具体到历日方面，就是传世文献特别是《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后一历日因为是秦始皇的死亡日期和出自司马迁之手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如要作伪，自会追求与司马迁保持一致。

  把这两条历日与“昆仑石刻”的“三月己卯”联系起来会有如下结果：

  由三月到七月最长为5个整月即147天（三个大月两个小月），最短为四月、五月、六月3个整月外加三月的最后一天和七月的第一天，合计101天。由己卯（为表述方便，下文把由七月丙寅反推出来的“己卯”暂且称之为“己卯’”）到丙寅之间有108天与168天两种可能。显然168天因为超过了最长天数而应该被放弃，由己卯’到丙寅只能是108天。108天分配给七月1天，其前的六月、五月、四月共占了89天，剩余18天。这18天只能是三月的后18天，最早的是第十二日。换句话说，假定七月丙寅是七月初一，则三月己卯’必然是三月十二。由于七月初一是当月最早的一天，所以三月己卯’不会早过三月十二。

  用同样的方法，推排十月癸丑和七月丙寅，得到十月癸丑不会早于十三或十四。

  三个同在三十七年的历日形成了如下关系：如七月丙寅当初一，则三月己卯’当十二，则十月癸丑当十三。

  今人要伪造出三月己卯’，所能够赖以推排的唯一资料来源就是十月癸丑与七月丙寅，也只能推算出上述结果。

  下面我们看看石刻的己卯对应的到底是不早于十一日，还是早于十一日？

  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以下简称“张表”），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十月庚戌朔（公历公元前211年8月30日。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其“年”跨张表的前后两年），癸丑当初四；三月戊寅朔，己卯当初二；七月丙子朔，月内无丙寅。张表给出的是完全合天即与月亮完全同步的朔日干支，癸丑、己卯均在各自所当之月的十一日以前，而且七月没有丙寅。

  如果是今人伪作，至少应该使得十月癸丑和三月己卯’不早于十二日，以便与七月丙寅匹配。“十月癸丑+三月己卯’+七月丙寅”在三十七年不存在。也就是说，拴着“三个蚂蚱”的这一条绳子对应的不是三十七年，但在其他年份可以对应，最接近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十月丁酉朔，癸丑当第十七日；三月丙寅朔，己卯’当第十四日（公元前214年至213年）。如果作伪，必然做得尽量“真”，尽量没有破绽，具体到本题，也就是使得年、月、干支自洽。而对比真实月相，三个历日不可能达到这一点。

（二）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低级的失误呢？原因很简单，“七月丙寅”不真（详见下文）。这就说明，扎陵湖“昆仑石刻”不是伪作，尤其不是今人伪作。如果一定要说“伪作”，只能是古人尤其是秦人“作”，那还能叫伪作吗？

  相反，如果是真的，即秦人根据当时的历日所刻，则必然与真实的月相相符。刻石之日，秦始皇尚未死，根本不涉及七月之历日。查张表，十月癸丑、三月己卯均可符合，唯独不能与七月丙寅相匹配，已如上述。不但如此，对比周家台秦始皇三十七年的真实历日记录，结果与对比张表是一样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的真实历日，据湖北荆州关沮乡周家台出土的秦始皇三十七年历谱，癸丑当十月初三，己卯当三月初二，而不是前述的十一日，且七月没有丙寅。这说明，《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死的日子，“七”“丙”“寅”三个字当中至少必有一误。“七”字因为字形上与“十”字的某种相似性似乎最容易受到怀疑，但据司马迁所记，“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当时正逢热天以至于要用鲍鱼来掩盖尸臭。如是十月，与司马迁所记“会暑”相抵触，故这一假设似乎可以排除。如是六月丙寅，当二十日，即公历5月13日，也与“暑”似乎稍远；如是八月丙寅，当二十一日，即公历7月12日。夏至后约15天是小暑，则八月丙寅与“会暑”关系更密，似乎更为可能（由张表“丁未冬至”可求出当年夏至干支大概是庚戌左右，即公历6月26日）。也可能误当在“丙”“寅”二字之一，当然也不排除丙寅二字俱错的可能性。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三月己卯既可以与周家台历日相兼容，也可以和《秦始皇本纪》的两个历日相兼容，但由此仍不能得出“昆仑石刻”不伪的推论。比如，何以知道刻石上的己卯必是与周家台历日相吻合的己卯，而非据七月丙寅反推得出的己卯’？但细加追究则可发现，据周家台历日，十月癸丑合初三、三月己卯合初二，直接与七月丙寅所要求的己卯’（不早于第十一日）相冲突，可知：己卯不等于己卯’。由于周家台历日发现之前只有前举癸丑与丙寅两个历日可以参考，所谓的作伪者可以根据这两个历日推导出来己卯’以自圆其说，却与三十七年相冲突。换言之，“三十七年+十月癸丑+三月己卯’+七月丙寅”这四个条件不能自洽，而“三十七年+十月癸丑+三月己卯”三个条件可以自洽。如此，三十七年三月己卯只能是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的己卯。这揭示出：作伪者犹如照抄别人作业连错误处也照抄了。照抄的结果只能是与石刻的三月己卯（初二）不相符合。

  作伪说还可以假设，作伪者也许参考甚至照抄了出土历日资料。目前所知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历日资料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湖北荆州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竹简。该墓资料分别公布于《文物》1999年6期和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关沮秦汉墓简牍》一书当中，则作伪的时间必不早于此。不妨再假定作伪者还有内部途径在出版之前便了解到此历日，也必定不早于1993年6月18日，即该墓的发掘日期。

  然而，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扎陵湖“昆仑石刻”所在地的土地主人多杰南杰告诉记者，早在1986年前后他就看到了这一石刻，而彼时作伪者没有任何资料来源，如何敢和司马迁叫板？即使是今天，七月丙寅的错误似乎也没有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

  总之，“三十七年三月己卯”与真实月相可以兼容，与出土的秦历日资料可以兼容，与其他条件如刘钊先生所列举者也可相兼容，反而与“作伪说”必须借助的《秦始皇本纪》的七月丙寅相冲突。所以，扎陵湖“昆仑石刻”当为秦刻石，作伪说难以成立。

  （作者：王占奎，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