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以视觉、听觉为介质的精神享受，是人类灵魂深处流淌的清泉，由此人断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这种教养如春雨般纯然天成，不带半分功利计较，往往以直觉直抵事物本质——看一幅画作时，不必拆解构图与笔触，心头涌上的悸动已让你与画中山川相融；听一段乐曲时，无需分析调式与节奏，热泪盈眶的瞬间便是与旋律背后的叹息相拥抱。

蔡元培当年振臂高呼以美育替代宗教，正是看透了艺术那近乎神圣的抚慰力。你看美术馆里屏息凝视的人们，剧场中随着剧情起落的呼吸，书店里指尖划过纸页的轻响，都在诉说同一件事：艺术能让躁动的心沉静如深潭。这种超然物外的体验，实则是对生命本真的回望，让人在审美中重新触摸存在的意义。不同艺术家的人格如棱镜，折射出千般境界：八大山人的孤绝冷逸涤荡浮躁，贝多芬的炽烈雄浑唤醒勇气，徜徉其间，身心自然如被晨露洗涤，渐趋澄明。

而如今的艺术，却常在商业与学术的夹缝中踉跄挣扎。除了那些必须的命题之作，太多创造者徘徊在商业的门庭外，眼神里少了对艺术的赤诚，多了对市场的谋划。书画买卖的标价比作品本身更为刺眼，展览成了社交场的聚会，音乐会的上座率比乐声更受关注。艺术的本质被悄悄异化，从心灵的镜子变成赚钱的工具，这让我想起作家哈金的叩问：中国人为什么写不出“伟大的中国小说”？那些世界性的作家，争分夺秒地在稿纸上耕耘，心里燃烧着创造不朽的火焰；而我们的创作者，却常止步于稿酬的数字、人脉的多寡，把艺术的星辰换成了眼前的六便士。

若要追问“伟大的中国艺术”何在，难道真要在老祖宗的笔墨里翻找答案？宋画的空灵、元曲的苍凉、明清小说的市井烟火，固然是不朽的宝藏，可当下的艺术土壤里，为何难见这般直抵人心的力量？艺术的教养渐渐沦为艺术的经济账，创作者成了“手艺人”般的计件工，宗教般的虔诚被吆喝声淹没。当艺术品的讨论只剩下“值多少钱”，当策展人像小贩般兜售概念，艺术便失了精神的筋骨，只剩下讨价还价的皮囊，与外卖平台上的交易不过一步之遥。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许是我们太急于在物质的浪潮里站稳脚跟，却忘了艺术本是灵魂的风帆。当美术馆的门票与商场的折扣被同等看待，当诗人的稿费比不上网红的流量分成，我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把滋养心灵的甘泉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于是，那些神驰向往的精神自由，那些田园诗般的放浪舞蹈，渐渐只能在古籍的字里行间寻觅。我们在《兰亭集序》里想象曲水流觞的雅趣，在《韩熙载夜宴图》里窥探丝竹管弦的闲情，却在现实中，把画展变成了打卡背景，把音乐会当成了社交谈资。

可艺术从不是奢侈品，而是精神的必需品。它不该是拍卖行里的数字游戏，也不该是权贵手中的玩物。它是寒夜里的炉火，是荒漠中的绿洲，是让我们在追逐物质时不致迷失的安慰剂。当我们能在一幅画作前驻足良久，不为拍照只为心动波澜；能在一段乐曲声中静坐片刻，不为社交只为共鸣，艺术才能真正回到它该在的地方——成为我们精神的粮食，心灵的养料，情感的殿堂。到那时，我们或许才能懂得，艺术给予的不是感官的盛宴，而是灵魂的呼唤。它让我们在物质的高楼间，仍能看见远处的风景；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里，仍能听见心底的颂歌。这大概就是艺术最本真的意义：让野蛮生长出文明，让浮躁沉淀出从容，让每个行走在世间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灵魂的贵族——如坐春风，谦逊温和，潇洒从容。以绅士的风度，淑女的风韵，彰显文明与文化的丰厚风采。

有人问艺术有什么用？答案是：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一个拥有艺术审美细胞的人，是具有艺术教养的人，艺术终究会升华陶冶你的情操。

（文/孙承民，乙巳末伏于悦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