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心声】 

  藏书人深柳堂：

  阅读是我的一大爱好。20世纪90年代，当时许多典籍没有新版，若想一睹真容，只能寄希望于淘到旧书。当时，我读到两本书话——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与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书中谈及古籍版本的精妙辨析，还穿插着文人墨客的趣闻轶事，让我对藏书这门学问产生向往。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籍的妙处更需亲手触摸才能领会。大约20年前，我在一家旧书店闲步，在书架间翻阅一部清晚期的诗词集。细看之下，忽然发现一方“饮冰室”藏书印——这不是梁启超的藏印么？我心潮澎湃，立刻将其收入囊中。偶然得见某位藏书家的旧藏，或是在字里行间发现前人的批注、题记，这些看似寻常的邂逅，正是所谓的“书缘”吧。

  现在，家中各类图书已超过两万册，其中古籍有几千册。家人有时候会打趣书多占地，我总是一笑了之，实在不忍割舍。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始终相信，只要热爱阅读、勤于思考，终会与这些承载着文明薪火的古籍不期而遇。

  （本报记者张云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