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自画像 100×70cm 布面油彩 1931年

2025年，适逢徐悲鸿先生诞辰130周年，全国多地相继推出各种纪念展，从广东美术馆“往来千载一悲鸿”到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始知真放在精微”素描展等。这些活动深切触摸到悲鸿先生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与美育实践，更揭示了悲鸿先生“求真绘魂”精神的核心——以写实之真，唤醒民族精魄浩然；用革新之思，开辟中国美术之未来通途。悲鸿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其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艺术理念，将个人才情与国家命运共振，成为时代洪流中的艺术及历史坐标，为后世播撒下不朽的精神火种。

悲鸿先生的艺术思想与创作实践，本质是一次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文明转型期，重构中国美术本体论的深刻革命。悲鸿先生艺术生涯纵贯晚清积弱、民国新生直至新中国成立的激荡岁月，他亲历了国家的苦难与民族的觉醒，深刻洞见艺术于社会变革中的磅礴力量。因此，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为时代呐喊，为人民造像，为民族铸魂。悲鸿先生曾言，“艺术家既有求真的精神，故当以阐发造化之美为天职。”（徐悲鸿《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1947年）悲鸿先生所“求”之“真”，远不止于形貌的精准再现，更涵盖了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照，以及对艺术本质的终生叩问。悲鸿先生所“绘”之“魂”，核心在于用艺术之火，点燃民族精神的觉醒与自信，并构建兼具时代使命与人性光辉的价值体系。他的艺术作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会通化合：

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方案

悲鸿先生曾言，“一切学术有一共同目的，曰：追寻造物之真理而已。美术者，乃真理之存乎形象色彩声音者也。”（徐悲鸿《美术漫话》，1942年）其“会通”之意，在于融合古今中外艺术精华；“化合”之旨，则指向深度的转化创造。他批判性地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年）主张，实为在现代性压力下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尝试。他以深厚传统笔墨功底为基石，将西方写实主义的精准造型与中国文人画之意境神韵熔铸一体。既深研人体解剖与光影技法，又沉醉于线条之流转灵动。令雕塑般的肌肉质感与水墨的写意韵味相融共生。可谓取中西之精粹，立民族之画格，让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谱系中重立了独特坐标。

二、濡染淋漓：

现实关怀的美学辩证法

“濡染淋漓”是悲鸿先生对艺术社会效能的哲学宣言。他主张“艺术必止于至美尽善”，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空幻象。抗战时期的奔马图腾，以焦墨飞白构建民族精神的视觉象征；书法中墨象奔涌的“光芒六合无泥滓”，则是对现实的精神荡涤。这种创作观，实为将个人之思融汇于历史潮流之中的实践哲学，在美学形式与历史命题的互文中，实现从“抒情表意”向“公共叙事”的范式跃迁。悲鸿先生的“淋漓”精神，提示我们“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1947年）的科学观。“……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与复兴民族应有同等重要之意义。”（徐悲鸿《对<朝报>记者谈话》，1935）而艺术的先锋性，始终源于对历史现场的介入勇气。

三、万物为师：

由精微及广大的宏观叙事

悲鸿先生有言，“……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艺术作家，如不在写生上立下坚强基础，必成先天不足现象，而乞灵抄袭摹仿，乃势所必然的。”（徐悲鸿《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1947年)他进而阐释道，“碧云之松吾师也，栖霞之岩吾师也。田野牛马、篱外鸡犬、南京之驴，江北老妈子，亦皆吾所习师也。”（徐悲鸿《述学之一》，1930年）悲鸿先生之“万物为师”，已超越单纯技法研习，直指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在他眼中，从长颈鹿颈骨力与美的精妙曲线，到农妇手掌间记录沧桑的生命褶皱，细微处的敏锐观察皆可升华为关乎“立至德、造大奇”的精神求索。这种深植于亲身感知与大千世界的创作观，正揭示了艺术永恒的真谛：唯有让感官与万物展开真诚对话，方能挣脱程式化的桎梏，在广袤生活中淬炼出不朽的灵光。

“求真”之维中“会通化合”的智慧，在激发我们反思文化主体性的辩证重构时，更教会我们如何在技术洪流中守住文化根脉；其“绘魂”笔触中的民族精神史诗里，所体现的“濡染淋漓”之胆魄，带领我们在虚拟幻象中唤醒现实痛感，重申艺术介入现实的历史哲学；而悲鸿先生“万物为师”的谦卑，更是我们对抗技术异化的美学路径，激发我们如何在算法语境下重获创造本源。重温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理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激活，更是一场深刻的且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学术启示与当代回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谨此，向悲鸿先生致以深深的怀念与尊敬之情！

葛玉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