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接触博物馆教育应该是2015年在北京读文物与博物馆硕士的时候。那天，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时，遇到了一支给儿童讲解的专业团队。我静静地跟随，看着带队老师绘声绘色地用儿童的语言讲解着文物的故事，看着孩子们忙不迭地在研学手册上记录着文物的信息。

  我一时间愣了神。等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大着胆子凑上前询问：“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对方也愣了一下，先是简单询问了我的专业背景，然后逗我说：“你对薪资待遇有什么想法吗？”“倒贴钱都可以！”我坚定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沟通的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朋朋哥哥”，是我国在博物馆儿童讲解方面的先行者。在他的团队里，我从发物料的小助教做起，慢慢开始在博物馆为孩子们讲解，也走上讲台授课，甚至尝试用儿童的语言编写文物童话故事。

  这段实习经历给了我超出想象的回报，既有李济考古学奖学金等荣誉，更包括将考古文物知识成功传递给孩子们而收获的满满的成就感！

  当时只觉得自己幸运，现在想来这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一方面，那是我国青少年博物馆教育蓬勃发展时期，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家庭、学校开始逐渐寻求博物馆教育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的大学基本没有针对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的课程，相关人才储备不足。以我为例，我曾教授北大附中、北京中学等很多学校的文博社团课；我一度认为是我的师兄弟们都投身于考古工地的热土之上，才使得跟孩子们打交道的“馅饼”都落到了我一人头上。

  我虽然干得如火如荼，但也曾十分纠结自己是否“不务正业”。还好，我当时的导师袁广阔先生给了我一颗“定心丸”。他说：“去干吧！期待你从实践中形成自己对中国文博教育的理解。”这句话，我听进心里了。老师当时还说了一句，他建议我留在北京，这里的政策、市场、家长意识等条件都比较成熟，更适宜探索。

  后一句话，我没听。因为我接到了一个来自老家西安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我正式工作后的第一位领导——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的教导主任于明。她告诉我，二小是一所新建的公办小学，准备招聘一位全职的博物馆教师，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博物馆教育。学校计划除了周内上课、周末研学以外，还要把班级也变成小小博物馆，学校多余的教室也将筹建成主题博物馆。

  这份工作对我的诱惑太大了。往大了说，我之前接触的博物馆课程主要是社团、选修、兴趣课。博物馆教育能否做成全民普及教育，甚至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呢？往小了说，我之前虽也自称“申珅老师”，但是我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师范教育。如果能在实践中补上教育教学这一环，以后再做博物馆教育不就更有底气了吗？

  于是我来了，而且我们做到了。我们梳理出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使得二小成了我国博物馆教育的典型案例，甚至在省市文物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共同支持下，注册了全国第一座设立在小学校园里的国有行业博物馆。

  我最得意的瞬间就是去曲江十三小讲《我的东西会说话》时，校长夸我说：“按现在语数英的评课标准，这也是课程设计和现场授课都非常成功的一节课。”

  随着2018年年底新的老师不断加入和课程不断规范，我开始有时间进行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新的困惑。比如从个人层面来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浅薄的文物知识积累似乎无法支撑“博物馆”如此庞大的选题，迫切需要输入一些储备来作为后期转化传播的基础。还有，我能讲得有趣，我会做研学单，也会设计道具包，但是我所从事的青少年博物馆教育这个职业，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从学校层面来说，我也反复纠结二小的博物馆课程究竟是案例还是可推广的模式？我们课程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又是否实现了呢？

  有些困惑当时就想办法解决了，有的思考时至今日还没有答案。

  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我在2022年选择来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这家单位背靠着从古至今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设立有全国第一家考古专题博物馆，更拥有着独一无二的专家资源、文物资源、课程资源和平台资源，能让我更接近我的理想。

  是的，我明确了我的理想——影响中国博物馆教育。

  做新年工作计划时，我梳理着陕西考古博物馆课程发展思路和个人成长思路，自言自语道：“学会统筹合作资源，嗯，这是闫校长老说的；先梳理框架再设计课程，嗯，这是于主任训过我的；多做公益讲解，保持对小朋友的敏感度，嗯，这是朋朋哥哥教我的……”

  是的，十年间我遇到的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家长、孩子，似乎都在以某种方式给予我正向成长的力量。我感谢他们，也感谢十年间始终从事着博物馆教育工作、坚定理想的自己。新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希望我始终有理想，始终眼中有光，仍梦想着以我的力量，哪怕微薄，去影响中国的博物馆教育！

  （作者：申 珅 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