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画下名作《向日葵》的梵高最爱的颜色是黄色。他在1886年至1890年间的创作甚至被称为梵高的“黄色时期”，这也是他风格的成熟期。特别是1888年从巴黎搬到阳光晴好的南部城市阿尔勒以后，梵高对黄色的迷恋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太阳的崇拜者画下大约300幅以黄色为主色调的作品。《黄房子》《卧室》《麦田》《夕阳下的播种者》《花开满原野》……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太阳，它的光最好用黄色、浅硫磺色、淡柠檬色和金色来描绘。黄色多美啊！”受梵高邀请来到阿尔勒创作的高更这样评论这位艺术家同行和其画作：“黄色的太阳从画布中喷薄而出，淹没了房屋和花朵。哦，是的，善良的文森特，这位荷兰画家，他热爱黄色；阳光重新点燃了他的灵魂。他害怕黑暗，他需要温暖。”

在阿尔勒，梵高租下一座黄色房子的四个房间，《黄房子》即表现了其“根据地”的外观和街景：梵高的工作室和厨房位于房子的一层，二层绿色百叶窗几乎关闭的房间是梵高的卧室，百叶窗打开的房间是客房，高更在这个房间住了两个多月。梵高经常在画面左边的餐馆吃饭，该餐馆也归其房东太太所有。画面右边路的尽头，是供火车通行的高架桥，他的一位邮差朋友就住在第二座高架桥的附近。

完成《黄房子》大约一个月，梵高又画下了他在这所房子中卧室的内景：这个房间并不大，最突出的家具是一张单人床，房屋内悬挂着梵高自己的画作：肖像画、风景画，还有几幅素描。关闭的绿色窗子外面的百叶窗依稀可见，与《黄房子》中的外景形成呼应，他还单独描绘过画面中的椅子（《梵高的椅子》），椅子上放着他的烟斗。从《黄房子》到《卧室》再到《梵高的椅子》，梵高好像一个电影导演，将镜头逐渐拉近，放大，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逐渐窥见其生活的细枝末节。　　

梵高的大部分向日葵作品都创作于阿尔勒，太阳也经常直接出现在他的画作之中。同样是在1888年，梵高画下数幅《播种者》，这是他崇敬的巴比松画派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经常表现的题材。在其中一幅《播种者》中，地平线中央的明亮太阳为正在劳作的人镀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而和米勒的表现手法不同，梵高并未让背光的人处于绝对的阴影之中，他并未弯腰播种的姿势让其看上去更像一位气势昂扬的步兵。　　

似乎是为了表现生命的循环往复和悲欢无常，在播种者之外，梵高还描绘了收割者。但和播种所代表的孕育与希望不同，梵高的收割者是死亡和结束的象征。1889年5月，精神状态不佳的梵高搬到了位于普罗旺斯的圣保罗精神病院，该地距离阿尔勒大约25公里。在精神病院的房间中，梵高画下3幅《收割者》。三幅作品的构图和内容基本相同，皆取自梵高透过病房的窗子看到的麦田景象。在开始创作第一幅作品的6月份，他写信给提奥说，那片麦田“金黄且明亮，是（我画过的）最亮的画了”。是的，正如他在后来补充的那样，除了“墙体和背景中紫色的山”，画作的其他地方都由黄色绘制而成。在当年9月的月初和月底，他又分别画下这幅画的第二个版本和第三个版本。尽管画面中的收割者代表着死亡，但梵高似乎并不绝望，他写道：“在这种死亡中，没有什么值得悲伤，它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用金色的光芒照耀着一切。”

1888年末，在和高更发生冲突之后，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将梵高的自残行为解读为“对太阳的献祭”，如同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向神明献出祭品的仪式一样。巴塔耶列举了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献祭的案例，比如，伊卡洛斯不顾父亲的劝阻，在天空中越飞越高，最终因过于接近太阳而折损了翅膀，葬身于汪洋大海之中；普罗米修斯因从太阳车上盗取火种而被宙斯绑缚于悬崖边上，一只代表上帝（也代表太阳）的鹰隼每天来啄食他的心脏，他的心脏因此成了太阳的祭品。按照巴塔耶的思路，卡百利乐队的歌曲中有一句词似乎特别适合形容梵高：他是在太阳的绚烂中逝去的（Dying in the sun）。

也有人认为，梵高对黄色的大量使用和对太阳的崇拜并无直接的关联，原因仅仅是他可能患有黄视症。梵高在治疗精神疾病时食用了洋地黄，而黄视症正是由这味药引发的。在1890年梵高为其医生保罗-费迪南德·加歇创作的肖像画中，桌上就摆放着这种植物。但是，这种猜想很难找到现实依据。一方面，梵高是从1889年才开始进行精神治疗的，但前文已经提及，他开始大量使用黄色，是从1886年开始的。并且，患有黄视症的人会分不清白色和黄色，以及绿色和蓝色，但在梵高的画作以及他的信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迹象，他总是很精妙地在同一画面中使用对比色。如此一来，这种猜测仅仅是围绕一个传奇人物所展开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