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将敦煌文书中关于修建莫高窟的功德记、敦煌名人墓志铭以及评价逝者功过的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文献，简称为敦煌碑铭赞。笔者以为，敦煌碑铭赞是敦煌文献中颇具特色且极具研究价值的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重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郑炳林、郑怡楠辑释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中、下三册共辑录敦煌碑铭赞文书216篇，160余万字，是目前国内外所见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敦煌碑铭赞研究专著。这些碑铭赞文书，在正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中鲜有记载，对研究敦煌历史而言意义重大，文献价值不容忽视。

  敦煌碑铭赞类文献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记载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家族、民族关系、风俗习尚、石窟营建及佛教艺术等内容，称得上一部唐五代敦煌社会的“百科全书”。通过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可以解决晚唐五代敦煌历史特别是归义军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起到“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的作用。

  据笔者了解，该书编者从1989年开始着手编著关于敦煌碑铭赞的书籍，历时三年，方才撰成，辑录碑铭赞文书47卷，135篇，其中碑文32篇、墓志铭8篇、别传1篇、邈真赞94篇，当时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关于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都被收录了进去，并以《敦煌碑铭赞辑释》为名于1992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之后，为学界广泛援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一份特别的助力。近二十年后，编者发现，此前的辑释录文校释存有瑕疵，一些应当收录进去的碑铭赞篇目由于判断失误，也未予收录。从2010年开始，编者对碑铭赞内容进行修订，增补原先没有收录的碑铭赞文书，且增补校释内容，特别是敦煌文书的内容。于是，与读者见面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内容有大量扩充，规模增加了近三分之二。那么，《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学术价值在哪里？

  首先，敦煌碑铭赞类文献是研究汉唐敦煌历史的宝贵资料。汉唐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西汉敦煌郡的设置问题、阳关和玉门关的位置及变迁、敦煌人口迁徙与家族发展状况、北朝至唐初敦煌社会发展情况、吐蕃占领敦煌后的统治情况等，有些原本在史书中缺省的内容，在敦煌碑铭赞类文献中就有记载，能够弥补正史之不足。比如《汉合阳令敦煌曹全碑》，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块非常有名的碑，也是一篇记载东汉经营西域疏勒国的重要史料，其内容可以同《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相对应。

  其次，敦煌修功德记抄本是研究敦煌石窟营建的重要材料。敦煌修功德记抄本是关于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营建过程和塑画内容的记载，可为推断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和时代背景提供参考。目前修功德记抄本的记载，可以与莫高窟十余个洞窟相对应，使得研究者能通过图文互证的形式进行深入研究。

  再次，对研究晚唐五代归义军史具有重要价值。敦煌归义军政权相关的史实，在正史中记载十分有限，且部分存在讹误。敦煌碑铭赞类文献中涉及大量与归义军政权相关的人物资料，对于了解归义军时期的社会状况有极大帮助，借助这类文献，通过综合考察，可以解决归义军史研究中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一件价值很高的碑铭赞类文书，也是学术界利用率最高的文书，具有几方面的意义：一是解决了长期以来定名错误或者不一致的问题；二是明确了张议潮家族在吐蕃时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三是订正历史记载的错误，特别是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问题；四是有助于了解归义军的管辖范围。根据写卷背面吐蕃汉文对译词汇，还可以了解晚唐敦煌地区汉藏文化交融情况，归义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西汉金山国时期的历史。

  敦煌碑铭赞类文书还记录了中古时期敦煌河西家族的众多史实，对于扩展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有积极作用。此外，它保留了很多唐五代时期敦煌及西北地区方音的资料，是中古时期河西地区语言文学研究的宝库。

  可以说《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所辑录的216篇敦煌碑铭赞类文献，全面完整地反映了敦煌地区约300年的真实历史。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唐朝政府与归义军节度使的关系，特别是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历史等史料价值较高，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者：王文婷、朱建军，分别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