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派书画六十名家 吴石仙 溪山烟雨 137×53cm 国画

“白纸黑字”作为一种文本记录形式，因其真实性和不可更改性，古往今来，上至皇家族贵,下至黎明百姓，一直是最具说服力、最有印证性的一种陈述形态与表达方式。在更广泛意义上，任何蕴含知识信息、具有视觉形态特征的创造物，例如书画作品，都具有“白纸黑字”的基本属性。

无论对书画作者，还是对书画收藏者，乃至整个书画市场而言（本文只讨论书画这一艺术形态，并将名人手迹纳入其中），出版、发表、著录与否，成为衡量和评价作品真实属性、艺术地位、价值内涵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参考。笔者谨就出版、发表、著录对名人书画与手迹的增值效应，在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出版、发表、著录是名人书画与手迹权威性的物质载体与直观呈现

著作、文章等如属书画家和文化名人（有的名人并非书画家，其中以文化名人居多，为此，笔者将二者在概念上区别开来）本人署名作品，表明书画经过仔细甄别与悉心遴选，属于作者颇费心力、十分心仪，百里挑一、精挑细选的代表作，“众里寻他千百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书画家本人亲自“掌眼”的作品集。此乃其一，可谓“物证”，“铁证如山”；如纳入他人署名作品，书画作者与文化名人则往往与著作或文章作者存在某种交集，如为特定对象题词、题画或签赠出版物，出席艺术、文化、社交活动应酬之作等（作品一般都会标注上款人或指向性创作信息），蕴含作品流转与社会交集重要信息，其历史文化价值弥足珍贵。此乃其二，可谓“人证”，真凭实据。

二、出版、发表、著录是判定名人书画与手迹真伪的根本依据

书画作品与手迹一经出版、发表或著录，表明其经过书画家和文化名人、受赠者，以及出版方“三方验证”，并以权威载体形式面向社会发布。这是名人书画与手迹（尤其是文稿、信札、题词）作品得以影响社会心理、赢得市场响应的“关键变量”，由此实现市场认可与价值增值，有的甚至导致几何级增值的重要因素。相比形形色色的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所谓“鉴定证书”，以及电视媒体举办的大众化“鉴宝”节目而言，出版、发表、著录（尤其是权威出版物）的印证价值与社会认可度无疑具有“终极性”。而在作伪造假已成常态，赝品横行、鱼目混珠，严重干扰市场秩序的今天，载有作品的出版物（书籍、期刊，电子与网络出版物不在此列），则成为名人书画与手迹“自证清白”最后的“救星”，尤其对作者已故的作品而言。如此这般，得靠外围“证据”而非作品本身说话，对文化艺术创作乃至整个艺术市场而言，实属无奈之举。

三、出版、发表、著录成为书画家与文化名人文化艺术生平的重要参考

书画家与文化名人一生阅人、阅事、阅物无数，创作亦无数，然真正能“登堂入室”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相对于其存世作品总量而言，属于“关键少数”。这些作品往往成为收藏单位、文博机构、藏家竞相追逐的对象，且往往能够印发市场和媒体的高热度“流量关注”，不失为作者的“艺术宠儿”。当然，受作者状态、创作背景、生平阶段（及其艺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创作的作品，其创作风格、艺术水平、文化内涵等亦“因时而变”、因时而异，作品市场反馈亦千差万别。正因此，出版、发表或著录成为“正向影响”名人书画与手迹价值（包括艺术文化价值、社会心理价值、市场反馈价值等）至为重要的一个支点。

四、出版、发表、著录能对出版方（物）产生“加持效应”

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文本抑或图片），创作方与出版方相互支撑，前者为后者提供发表素材，后者为前者提供发表平台。根本上，这理应成为一种双向对等关系。然而，实际上，这种形式上的对等关系往往被实质上的失衡关系所取代，导致供求与供需失衡。尤其对“大名头”书画家和文化人士（当然亦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与艺术创作者）而言，这种支撑与所谓的“平衡”关系往往又具有失衡的单向特征。他们占据文化出版的主导地位，应约无数，求赐者众。一位大家作品成就一篇文章、影响一份刊物，产生热烈而持久的社会影响与市场响应，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传为佳谈。因此，觅得一件已出版、发表或著录的名家之作，对藏家而言，实属幸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