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跟母亲学画，经常得到舅父李宝铎的点拨、指导。记得舅父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讲一些国画知识。当时的课徒画稿，迄今一直存放着。可以说是舅父引领我跨入国画艺术大门的。

　　1977年，舅父带我拜访他的好友李白凤先生，还请先生为我刻了一方名章，边款“丁巳李逢”。那是我的第一方名章。

　　翌年，我考上河南大学美术系。读书期间，舅父带我拜访过于安澜、郝世襄、高丽虹等开封文化界的老先生。我知道舅父的良苦用心，他是想让我走近这些老先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我在耳濡目染之间，对传统文化有所感知和敬畏，懂得传承的力量。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文艺思潮、艺术观点正蜂拥而入，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正如舅父所“设计”的，通过接近这些老先生，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真正明白了文化、道统、文脉的真谛。

　　中国传统文化是鲜活的，传统艺术精神更是绵延数千年，依然充满生机。那时，舅父一再对我讲，学习传统国画只有“入古出新”，而不是简单的创新，更不能把创新理解为变花样。“入”是入于传统，是视“师古人”为一种“蒙养之功”、一种内修。“出”是走出传统，以天地为师，“师造化”。学习中国画，一定要在文史哲、诗书画印等综合修养上下功夫。

　　多少年来，这些话一直回荡在我心中。舅父一生恪守传统，始终对时风保持着某种戒心和距离，始终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国画艺术保持着高度的自觉和自信。

　　1977年，舅父写过一幅书法：“学今法古师造化，取精育髓神自生。宁拙勿巧，浑厚圆润；快狠用笔，水墨淋漓；不加修饰，自然天真；小幅神足，巨幅雄伟；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一九七七年夏月，岁次丁巳，书写作画心得与今后方向，于开封市城南鱼场，时年六十有一。觉民李宝铎。”

　　这是舅父对自己绘画艺术的美学内省和总结，更是他一生孜孜矻矻、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今天重读这段话，让我对舅父的艺术追求与治学精神更加敬佩。

　　印象中，开封后河街姥姥家的四合院里，舅父书房的灯每天总是到很晚才熄，天微亮便又亮了起来。那个书房很小，不足五平方米，室内仅有一张床。小窗下是一张很小的画桌。周日我去看姥姥，常带上我的国画作业让舅父指导，顺便也看舅父作画。

　　舅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便入大风堂为弟子，早期画仕女高士人物多一些。记得有一张三十几岁画的水墨洛神，画幅不大，画在生纸上，极传神。

　　于安澜先生曾评舅父的画：“学有师承画虎直追张善好，法采众长写人雅近费晓楼。觉民道兄早年旅沪，学画于张善孖大千昆仲，得其真传，抗战期间曾举行个人画展览于西北陕川各省，蜚声艺林。中年博采众长，融会毫端。晚来精神焕发，朝夕染翰。前岁复举行画展于相蓝，愈见炉火纯青，变化无穷。”

　　舅父画上用的印章大多出于李白凤先生之手。李白凤先生曾在舅父的一张画上题道：“觉民先生丹青高妙，颇传唐宋遗法，白描人物尤称圣手。”

　　于、李二位老先生都是大学者，又是舅父的好友。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密切的交往以及他们对舅父的认识与理解。

　　由早年随张大千入手，至晚年“焕发精神”，画出自己的风格与追求，舅父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不同寻常的艺术之路。舅父晚年以画虎居多，他的配景山水深得南宋马夏之神韵，“快狠用笔，水墨淋漓”，中锋侧锋兼用，不拖泥带水，一气呵成。

　　20世纪90年代，因城市改建，姥姥家的大四合院被拆掉了，舅父的那个小屋当然也不存在了。不过，小屋上那个带窗格的小窗户、窗前的小画桌、映在窗户上的柔弱发黄的灯光、舅父作画时的身影，还时常会在我眼前浮现。这些事物不曾因时间的远去而变得模糊，反而愈加清晰。

　　我知道，那小屋里的灯光是永不会熄灭的！因为，那是我心中的一盏文化传承之灯。

　　（作者系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