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铜器全形拓是独具特色的晚清金石鉴藏品类，流通范围遍及全国多个地区。北京虽无太多擅长全形拓的拓工，但几乎汇集了全国的高级官员与金石学家。他们在京应酬、社交，传播、获取各种收藏信息，购买来自全国各地的古董器物及拓片，不断丰富、拓展自身的社交网络，使北京成为晚清青铜器全形拓流通的中心。

　　【关键词】北京；青铜器；全形拓；鉴藏

　　全形拓产生于清嘉道年间，脱胎于碑刻、刻帖等平面拓片，是完整复制青铜器器型及铭文的传拓技艺，后迅速在晚清官员、文人学者群体中流行。晚清在京官员热衷全形拓的收藏者是潘祖荫、王懿荣，特别是潘祖荫，说他是京师全形拓的最大收藏家也不为过。潘祖荫凭借极高的政治声望得以最大限度地掌握金石器资源，拥有相当丰富的金石彝器，全形拓于他而言自不在话下。

　　吴大澂致信韩学伊时提到：“都中吉金皆为潘伯翁所得，惜其拓本不精且多秘吝[1]。”若按常理推测，潘祖荫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何至于其收藏的拓片在吴大澂眼中“不精”呢？左宗棠为答谢潘祖荫保奏之功，将所藏盂鼎赠予潘氏，消息一出即在收藏家之中引起轰动，甚至盂鼎还未进京，吴云就已经致信潘祖荫求取盂鼎拓片了：“盂鼎久镇关中，烜赫照世……承惠全形拓本，已命工装裱……所需拓本，今就案头现有者先行检奉，录于另纸，余俟继寄[2]。”

　　盂鼎由左宗棠派人送入京师后，吴大澂在致王懿荣信中也提到：“盂鼎闻已入都，郑师必有精拓本，兄所得者，纸墨均粗[3]。”吴大澂自称寄赠王懿荣的青铜敦拓片“纸墨均粗”，但他认为潘祖荫既已得盂鼎，自然可以制出更为精美的拓片。可事实并非如此，潘祖荫提供的并不是从实物椎拓的全形拓，而是勾摹的线刻拓片。这种拓片不一定与实物等大，一般先行勾绘器物全形图样，后由潘祖荫命人在京中刻成，人在陕西的吴大澂收到的就是这样的拓片。吴大澂结束西北之行后，回到京师，再次于攀古楼中见到盂鼎时，是应潘祖荫之命，为写此器款识的释文。

　　潘祖荫不能尽数提供全形拓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京师并不具备制作全形拓的条件，此地虽人才聚集，但全形拓技术并未全面普及，仍属于比较小众的技术；二是因索求者众，潘祖荫不愿直接在实物上椎拓，以免损伤器物，故摹绘锓刻制成翻刻拓。光绪元年（1875年）春，潘祖荫将两份盂鼎拓片托王懿荣转寄潍县陈介祺处，陈氏以为潘氏所聘拓手不佳，建议潘氏用照相法重制拓片，即先拍摄照片，再进行钩刻、传拓。同年四月，陈介祺致函王懿荣，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海内伯寅所藏，几于无二，而拓未能得古人之真，殊为企望。盂鼎图已装二巨轴，可谓大观，而图甚不如法，未免怅歉[3]。”

　　在陈介祺看来，潘祖荫所赠全形拓“未能得古人之真”，可见彼时京师未必能生产优质的全形拓，却为金石鉴藏提供了相对优渥的环境，各地收藏家通过书信往来直接或间接与京师发生联系，从而获取金石鉴藏的第一手信息，一个以京师为枢纽的金石鉴藏体系呼之欲出。

　　支撑这个庞大的金石鉴藏体系运转的除了收藏家，还有京师繁荣的古董文物交易市场，其中又以琉璃厂为全国古董交易的风向标。琉璃厂售卖各种书画碑帖，在收藏家的日记中却较少发现他们从琉璃厂古玩铺购入全形拓的记录。就青铜器市场而言，同光时期的琉璃厂向来重器而轻拓。这或许是因为彼时京师古董市场有大量青铜器涌入，另一方面也和此地本身缺少优秀的拓工有一定关系。此外，各地文物商也因京师繁荣的古董市场而频繁来往，以期获取更高昂的收益。“孙回子入都，携古器无数，有所得否[1]？”从吴大澂信中“孙回子”这一称呼便可知此人应系西北入京经商者。

　　同治年间，潘祖荫收得若干铜钟，在《攀古楼彝器款识》中著录为“郘钟”，吴云得知后当即回信求取拓片：“承谕续得郘钟四枚，合之旧有四枚，得编钟十六枚之半，恰成一堵，非常之喜，虽万户侯不易也。闻之不觉抃舞。便中乞将八钟各拓一分见寄，拓纸稍宽，各题数语于上，俾装小屏幅四帧，悬之斋壁，晨夕相对，胜古人卧宿碑下者多矣。都中如有会搨全形之友，则更妙也。然鄙人先睹为快，只求拓铭，其全形请俟异日耳[2]。”

　　全形拓制作不易，吴云为先睹为快，提议潘祖荫先寄送郘钟铭文拓片，再慢慢觅工制作全形拓，“郘钟拓本所求全分，未识何日惠寄？窃以先睹为快也[2]”。此后，吴云收到了潘祖荫寄赠的铭文拓片，“前接二月初五日手翰，并承惠赐郘钟拓纸八叶领悉，敬谢敬谢[2]”。或许是彼时京师的确难得精美的全形拓，潘祖荫不得不训练仆僮传拓此器，但短时间的培训不仅难以收获全形拓，还损坏了实物，“至教家童拓郘钟而为损碎，爵有阳识者亦碎其一，闻之不胜惋惜[2]”。因此，在晚清全形拓流通的场域中，北京的意义主要在于信息渠道的汇总与集散，也是金石收藏家、古董商的聚集地。

　　北京作为晚清政治中心，大量官员聚集于此，他们分享、交流着金石彝器收藏、传拓等信息，更兼此地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店铺成为全国古玩拓片交易的风向标，同光年间虽鲜有全形拓公开在古董市场上出售，但清末民初以来，随着全形拓的收藏由个人逐渐转向了官方机构，全形拓也逐渐在北京流行开来，以至体现出全形拓鉴藏活动的现代性转型。

　　参考文献：

　　[1]吴大澂.吴大澂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16-220.

　　[2]吴云.两罍轩尺牍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310-316.

　　[3]李军.结古欢:吴大澂的访古与传古[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17-2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古器物拓片鉴藏与流通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