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来博物馆看展览、看文物、感受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现场。（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近期安徽一博物馆展陈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引发公众热议。或是保护不力，出现文物发霉的情况；或是研究不足，对文物的定名语焉不详；或是展陈不佳，没有给出相应的、清晰完整的说明文字。

其实，这并非只是地方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博机构都存在着由于财政、空间、人力、成本等限制造成的各种困难。这就亟须转变思路，如以研究与展览为突破口，积极与各界合作，利用民间及社会资源，走出文物由博物馆单一保护的困境。

清点、公布文物资料，

让更多专业人员参与研究

当下博物馆的定位，仍然侧重于对“宝物”的收藏，故而资源权力集中，保护、研究、展览等都归各家博物馆所独有，社会力量介入不足。这就造成了多方面的困境，如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缺乏可用于研究的直接材料，策展人也因缺少资料而难以展开专门的策划与展览。而另一方面，多数文物在仓库蒙尘，不仅未能向世人展现出应有的风采，甚至还难逃霉烂与朽蠹的命运。

面对这一问题，首先是清点、公布文物。国家已出台推动图书电子化出版的文件，其优势是在保护版权的同时，可快速更新再版。这对文博机构文物资料的公布来说尤为利好，既减省了出版的成本，又为快速纠谬与不断完善提供了方便。文博机构对所藏文物，不能仅依靠于本机构有限的研究力量与个别高水平的专家，不要在等待条件完全成熟后再展开整理与基础研究，而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先交出初稿再寻求不断完善，在全面公开出版后，坦诚、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哪怕是批评的反馈。

目前高校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快速扩招后的硕博研究生人群庞大，他们需要大量地针对文物展开研究实践，以在专业的基础学习之外完成毕业要求中大、小论文的撰写。如文物保护专业针对具体文物的修复实践，历史学专业寻找新资料作为研究的增长点，艺术学专业对图式、风格的研究、吸收与创新，博物馆与艺术批评等专业对策划与展览的展品需求。

针对博物馆藏品，需要或是独立文物的个案研究，或是系列文物的专题研究，或是文物学与博物馆学的综合性探讨。博物馆应该敞开胸怀，将文物藏品公之于世，惠泽于民；而社会力量的大范围参与及产出的各种成果，可以快速弥补先前出版、研究与展陈的不足，也为图书电子化的更新提供新的支持。

以展览求合作，

在展陈中推动文物保护与研究

博物馆以年代为主线的传统展陈不断受到策展人制度的冲击，既出现了新的展览与展陈方式，也拓宽了展览的空间形式（如美术馆、商业场域乃至户外场地等）。面对大众日益增长的观展需求与不断提高的审美标准，甚至流行的打卡式的观展新方式，以及寓教于乐的审美期待，策展人的理念在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变化上，有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就近年来比较好的展览来说，无不有着明确的主题脉络，从而引发大众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文物作出新的思考：或是专题展览中对文物背后的文化的深度挖掘，或是在主题展览中对文物所包含着的不同文化乃至文明交融碰撞的新视角的呈现，或是在文物、文献、研究并列的展示中给予文化情怀与人文关怀的探索。它们突破了已有的以时间、空间、门类为划分依据的平铺直叙的文物展陈方式，进阶为有思考性的展览思路以及富有艺术、文化、美感的展陈效果。

国家也在大力支持这样新型的精品展览，并给予政策的倾斜与经费的资助；地方财政与民间资本也在推动旅游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开发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文物得到了活化，而且在展览的推动下形成了新的契机，专题文物保护与研究的资金、人力都会相应增加，以改变先前单纯依赖财政支持、自身力量、文创营收的局面。这在推动新的展览出现、丰富文化事业的同时，也与文博机构传统的收藏、保护、研究、展陈形成互补，乃至注入新的推动力量。

推动多方合作的良性机制

走出文物单一保护的困境

文物的有效公布、保护、研究、展览，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保护文物的安全，将文物的损耗与寿命衰减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因为修复实验、研究、展览而破坏文物，比如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展开修复的模拟实验、以云空间的方式作展览的电子化推演，形成相对可靠的论证。

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馆际协作。单独的一家博物馆很难完全具备全品类的博物馆收藏与保护条件，这就需要在保证文物安全与归属的前提下，推动公有博物馆之间以及与民营博物馆的合作，将特殊品类的文物划拨到有专门条件的博物馆长久寄藏、保存，发挥各自优势，集中力量建设高水平的专门藏品的展陈馆厅。

总之，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打破陈规陋习，大胆引入各方力量，努力创造不同机构合作的实验点，形成可行性的示范案例，以探寻文物保护、展陈、研究的最优途径；要让文物走出沉睡的状态，推动形成文物公布、保护、研究、展览的良性循环机制，在丰富文化事业的同时，走出先前文物单一保护的困境。

陈磊（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