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书法作品

吕金光是一位极具才性的草书家。这一点在他还未成名前我便意识到了。颇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他颇为看重的《中国书法》《书法导报》的专题介绍中，我都应邀写了评论文章。当时我便认为他是当代书坛取法倪元璐的高手，出名应是迟早的事。

吕金光的卓荦之处在于他并没有长时期的让自己停留在对倪元璐风格的模仿因袭中——虽然由于倪元璐的风格高度使得即使做到形似也实属不易。他果断地开始摒弃了他已颇为熟练掌握的倪体写实风格，而转向对倪元璐的草化与转进。这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是极具挑战性与极具困难性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吕金光几乎仅仅用了四五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一创作上的鱼龙变化。他在第二届书法“兰亭奖”及第九届国展上的获奖大草作品已是远离倪体之形而夺倪体之魄的自家面目了。

吕金光是深知草书三昧的，他为自己确定的草书理想，便是激情的张力表现与自由审美的大草格局，而围绕着这一切的审美精神现实是草书的当代性表现。应该说，他在为自己预设了书法创作目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指涉到当代草书创作的痼疾——感性激情与生命力的丧失。草书是表现生命感性的，它与音乐、诗歌、写意绘画一样，都需要强烈的生命精神的投入，离开了生命力的表现，草书便将形同土龙木偶。当年，韩愈写《送高闲上人序》称张旭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之为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而韩愈对高闲释怀当下，遁迹归依空门，无情感波澜，则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无益于草书，难追张旭草书之道：“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吕金光较好地解决了草书道与艺——精神与风格的技巧的统一性问题。他的草书以其豪迈不羁的超越精神表现出书家主体心灵的盘礴之气，而他对草书使转的出色把握，使他能够在等闲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草书写意精神的魂魄。仅从草书的表现力与拓化把握而言，吕金光在当代书坛无疑是出色的作手。

不过，在当代书坛帖学普遍弱化，缺乏上追魏晋能力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草书的历史超越，无疑还存在着主体的困难。对吕金光而言也是如此。当代草书还缺乏一个明确的艺术史主导动机，在其泛化的陈述中，存在着普遍化的意图谬误。相对于唐型狂草、宋型狂草，当代草书缺乏纯粹性和主体性，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帖学内部来寻求。并且要从魏晋帖学这一本源出发始能奏效。关于这一点，牵涉到复杂的书法史问题，此处不赘。

（文/姜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