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肇民（1908-2003），安徽萧县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其作品被认为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标志。他的画论《画语拾零》于上世纪80年代引起争议。同时，王肇民还在古诗词上创作颇丰、格调高古。

　　王肇民1929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与李可染、胡一川等人同学并参加左联领导的进步艺术团体“一八艺社”，任研究干事，成功组织参与了上海木刻展并有作品《叫》受到社会关注，得鲁迅先生好评。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因“一八艺社”成员遭国民党政府通缉、逮捕，王肇民被学校开除，校长林风眠私自改为“斥令退学”并将其介绍到北平，转学至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就读。其间，王肇民组织成立了木刻研究会，任组织干事和研究干事，在北京、天津多次举办展览。

　　1933年9月，他经潘玉良推荐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旁听半年，任课老师徐悲鸿、颜文樑。王肇民回忆说：“我最初进杭州艺专时，这个学校老师受印象派影响，擅长于色彩，我就学习色彩；其次进的学校是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这个学校老师受学院派影响，擅长于素描，因而我就学习素描；再其次进的学校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这个学校无一所长，但所在地是故宫博物院附近，富于民族文物收藏，因而我就学习民族传统。”王肇民把林风眠、蔡威廉、李苦禅、颜文樑看做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老师。1937年，王肇民回到老家，任新四军萧、宿、永边区萧县人民政府民运科及教育科科员，1942年因奔父丧至重庆，曾任小学教员，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

　　1949年，王肇民任南京市委文工团员，1951年到武汉任中原大学中南文艺学院讲师，1953年并入中南美专任讲师，1958年南迁至广州，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进入中南美专及南迁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以后，王肇民一改青年时代热情投入社会进步组织活动，而潜心于素描教学与水彩写生创作之中。他下农村，上工地，进课堂，认认真真教学，热情饱满地画画。采花蜂苦，响鼓重锤，王肇民的水彩画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央美院院长江丰称他的水彩画为“全国第一流的水彩”，英国水彩协会代表团惊呼“没想到在中国也能看到这样的水彩画”。然而他一路寂寞，凌冽高寒，直至上世纪80年代，王肇民难求闻达。

　　王肇民回忆说：“我很早就表现出画水彩的天分，在小学二年级时，看见瞎了眼睛的曾祖母在纺织，就用水彩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得很像，我祖父很喜欢，一直保存了二十多年，小学毕业时，我获得了‘美术成绩特别优秀奖’……我觉得画画也跟人做生意一样，人家都不画，我一个人画，发展空间就比较大一些，人人都画国画、油画，那空间就小很多，所以我就放弃了油画，专事水彩画。”他认为：“有了素描的基本功，画什么都行，所以我能够随意取舍，放弃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油画去选择水彩这个冷门。”显然，王肇民当时并未意识到在我们

　　的文化语境里，水彩总是位低言轻。选择水彩画，就是选择了寂寞地带。

　　1956年起，王肇民开始办个展，据2022年相关统计，巴黎、台湾、广州、武汉等地举办王肇民水彩画展达20次之多，出版画册数种。1985年来《王肇民水彩画选》再版五次。但如此密集的个展频率并未推高王肇民的社会知名度。有评论家说，上世纪50到70年代，王肇民不论在学院范围还是在美术界，都不能算作一个重要的画家。

　　自信、孤傲、倔强、诚实的王肇民的寂寞之境，并非常人眼里的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他绝不是因为耐得住寂寞才走向成功，而是因为反抗寂寞才走向伟大。他说：“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就像流水会将泥沙带走一样。”“亿万人情谁识我，百千年后几名家”“自笑当官无媚骨，优游一生固宜哉，春回南岭观梅去，夜入西江泛月来”“文章千古事谁识，白眼相看未可哀”。王肇民的诗句，俨然铁骨铮铮，明晰地展示出自己对社会的认知。

　　王肇民在“一八艺社”时，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后倍感欣慰，“所谓读一点马列主义，主要是读一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了解一点辩证法，作为判断现实的依据，这就可以在事态的反复中，不随波逐流，在众说纷纭中，不随声附和，识得破一些谬论，看得出一些苗头，经得起一些打击，受得住一些侮蔑，不争不辩，而以沉默自行其是”。上个世纪的动荡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面对风风雨雨，常常会因为艺术创作中的社会意志与个人思维不相融而受挫。王肇民极具智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对时局的变迁，呵护了自己对水彩画的选择与信仰。他说：“所以我作画，只敢画写生画，从事物的客观情况出发，尚可以借助于事物的真实性，以纠正自己的观察和处理上的错误……”水彩画使王肇民在上世纪80年代前处于寂寞之境，但也成就了王肇民攻坚克难，寻求艺术本体的意味。中央美院教授钟涵先生说王肇民在苹果中画出了米开朗基罗。王肇民以诗自榜：“一幅丹青但写真，不标宗派不标新，年高未敢轻形似，自谓宋元以上人。”

　　“形是一切”，是王肇民艺术人生的信仰，亦是他画论《画语拾零》的思想架构。该书于上世纪80年代《美术》杂志连载，出版社一再出版，在画界引起了广泛争议。他在画论不止一次地批评中国古代画家顾恺之、苏东坡、李公麟、梁楷等名家之论点及作品，他说：“一个美术工作者，在学习过程中，如不重形似，不遵守‘以形写形’的原则，而以苏东坡、倪云林等轻视形似的谬论自解，必然会后悔无穷的。”他对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对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点一一驳斥，对于倪云林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更是不以为然，视之为贻害中国画进步的罪魁。“苏公论画全欺世，顾氏传神半妄言”，王肇民用诗发出抨击。

　　关于“形是一切”“形神兼备是二元论”的艺术主张，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在他的《形是一切——王肇民艺术论》一文中有着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他引用中国近代哲学家汤用彤的观点，认为魏晋哲学家王弼及三国时期葛洪的《抱朴子》影响了宗炳的“畅神”论，使中国绘画在相当程度上不在视觉水平上探索外物，而是在图示的基础上寻求对概念的匹配，日渐形成以形写神、不求形似的主流意识，长此发展，不仅阻滞中国绘画写形能力的提高，且绘画始终缺乏鲜活的生命力。

　　“治学之道，在学人之所不敢学，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而又不失其正”“能够在人人都认为不成问题当中发现问题，就是创新”，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王肇民的勇气与胆识。

　　1993年和2007年，北京的两次王肇民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全国顶级的美术史论家和学者齐聚。阅读会议记录可以看出，各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高度评价王肇民的人生和艺术。迟柯说：“王肇民的作品，则刚毅豪健气度宏大，使人如见狮虎之行大漠，鹰隼之立于高岩，可以消除猥琐鄙吝之心，而向往于宽阔的胸襟、高尚的人格，故其艺术风格为一种伟大的风格。”邵大葴说：“王肇民不是画主旋律的题材。但他的精神是主旋律的。”郎绍君称王肇民的作品“小画种，大风格”。殷双喜说：“我认为王肇民的画在中国，在写实主义这个体系里，他是最早达到现代主义大家的前沿的一个人。”杨小彦说：“王先生为中国当下西画第一人，造型的第一人。”

　　视物象为生命是王肇民艺术的基本点。王肇民写生至上，从不臆造和想象，更不随他人意志或人云亦云地创作。形是一切，一切是形，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物象的结构，二是画面的结构。物象的结构由观察而来，他常常教诲学生：“对象深刻，眼光深刻、画法深刻，三者合一，必是好画。”其中提到的眼光深刻，是指观察方法及锐度。王肇民的画在普通的物象中捕捉到撼动魂魄的大气象并赋予它们生命、性格、品质和身份，寄托着自身的人格理想。画面结构，归风格决定，由训练学习而来，是长年累月艰难修炼的结晶。据说上世纪80年代前后，学院图书馆资料室只见王肇民一个人静心读书赏画的孤独背影，学如山然！“画画如学问”“绘画如信仰”，王肇民80多岁以后，越画越好，结构精确，造型简洁，用笔有力“如干裂秋风，润如春雨”。响亮的色彩，很难令人相信这出自一位高龄老人之手。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说：“王肇民的画是金子，是钻石！”王肇民本人亦十分自信地称：“我的画有中国画的用笔、素描的功力、油画的色彩、诗的意境。”

　　王肇民不顾许多人反对，提出“形是一切”，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使我们对中国绘画传统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认知，形是一切，没有形就没有神，也就没有了艺术。他的作品对当下美术界是一种警醒，绘画还是要回到绘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