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鲁虹历时三年倾力写作的《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 (下文中简称《中国先锋艺术》)终于付印出版。出版后，华南师范大学的李邦耀教授马上就把这本书列为其研究生课程的教材之一，这本书也成为了今年1月全国书市上的一个亮点，全国各专业的美术书店纷纷订购，为此，笔者就一些相关问题走访了鲁虹先生。

　　关于两种艺术史的问题

　　覃京侠：您的《中国先锋艺术》出版后，很快就被市场所接受。刚才我还看到，这部书承印公司的几个业务人员专程过来找您签名，实在难能可贵。一本艺术史的专业书籍，能够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并得到这么强烈的市场反响，这是不多见的。就此，您有什么感想？

　　鲁虹：我很感动，也很欣慰！对于作者——尤其是一位非故事类书的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肯定。波普尔曾经非常不客气地指出，很多人喜欢吊书袋，以显得自己很有学问，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将自己领域的知识很通俗地介绍给公众。记得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他只是看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当他要了解其它领域的知识时，他会去阅读少儿类图书。在他看来，每个人只是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是专业的，与此同时，他还要面对许多非专业的领域。我从他们的这些话里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让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都愿意看的书。

　　我这样说并不是排斥艺术史家撰写的艰深著作，因为用专业方式写给艺术史专业学者看的书肯定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艺术史书籍，不用说公众，就是艺术家也很少有兴趣认真看。常常在书架上一搁多年没有被翻动。如果不是要写论文找资料，恐怕根本不会有人去读。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写过一本《艺术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版再版，他虽然是为艺术爱好者而非专家写的书，却是学术界公认的艺术史权威著作。我在写作《中国先锋艺术》的时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艺术的故事》启发，我希望在不丧失学术性的前提下，尽力把书的可读性写得强一些。

　　覃京侠：看来您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前两天看报纸，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冀少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评价说您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让公众介入到当代艺术中的著作” 。我在浏览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整部书图文并茂，行文通俗流畅。我注意到，书中的每一张图片下都有一个相关的说明，而这个图片和说明与文章既有联系，又是完全可以独立的。这样一来，这本书尽管比较厚，但是读起来一点儿也不累，在写作方法方面，您下了很大功夫啊。

　　鲁虹：的确是这样。我认为有两种艺术史著作，一种是写给艺术史家看的；另一种是写给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看的，它们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吕澎写了两本书，分别介绍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美术 和90年代的中国当代美术 ，高名潞也专门对1985-1986年间中国的新潮美术现象进行过研究 ，他们的著作在美术界反响相当不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文献资料，但这些书的读者群还局限在相当专业的领域内，所以我愿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中国先锋艺术》，做一个新的尝试，写一本给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看的艺术史。

　　覃京侠：那么，你是怎样想到用现在这种写作方式呢？

　　鲁虹：2000年，当我着手写《现代水墨二十年》 的时候，有意多放了一些插图。相对于之前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这本书的插图显得多了不少。而且，我在每张插图下面都摘录了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这样一来，不想看文字的人单看图就可以了。这本书正式付印前，我在清理文稿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些图片和相关的文字说明已经比较连贯地串起一部简史，单看这部分的内容就可以大致了解中国现代水墨发展的大致过程。

　　在这个思路启发下，我连续主编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 、《新中国美术经典》 。这两套书分别采用文图对照的方式，对中国现当代重要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了初步清理，反响还不错。因此，在写《中国先锋艺术》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写作方式，即突出简洁文字与大量图片的结合，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我个人把这种方式称为“文图写作”。

　　覃京侠：您的书中有大量的“相关链接”、“相关作品”，这两种方式显得相当新颖，相关内容显得简洁概括，一目了然，既减少了许多阅读过程中转承起合的逻辑障碍，也可从任何一页翻开连续地读下去，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当代的阅读方式。

　　鲁虹：是这样的，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和孙振华博士合写了一本《中国行为艺术》，这部书稿因为种种原因拖了很久，不久就会正式出版。在写《中国行为艺术》的时候，我们想尽力写得通俗一些，于是借用了新闻写作的方式，并设立了“相关链接”和“相关作品”。“相关链接”是对章节中的文字内容做出补充性的说明，“相关作品”则是对和章节中文字内容相关的作品进行具体的介绍。在写《中国先锋艺术》的时候，我依然沿用了这种写作方法。其实，“文图写作”也好，“相关作品”、“相关联接”也罢，都只是一些手段，而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成果介绍给更大的读者群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关于当代艺术史的写作

　　覃京侠：当代艺术一直是您关注的对象，您也写过许多相关的批评与理论文章，但是要把当代发生的艺术事件、艺术作品以“史”的方式来呈现，恐怕涉及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很多人认为当代史不应该由当代人来写，因为很难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当代发生的事件。尤其在中国，很多时候会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困扰呢？

　　鲁虹：当代艺术的历史该不该写、怎样写？这在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法国年鉴学派就认为，真正严肃的学者不应碰二十年之内的历史，以避免因情感关系，写下不客观的东西。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太绝对了。中国一直有记录当代史的传统，很多修史的人都为客观记录历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写了他那个时代的汉武帝、张骞等人。这样的例子近代也有，又如胡适等一批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发表五年之后，就被《民国文学史》的作者写进了书中。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作者不写下他们当代的历史，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缺失许多重要的史料。现在艺术史研究存在着一个很危险的倾向，那就是总把目光投向过去，而对光辉的现在视而不见。

　　我认为，即便我使用的不是严格的艺术史的写作方式，但作为一名批评家、一名当代艺术的研究者，我也有责任记录下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以提供给其他学者与后来人进行更深入、客观的研究。其实，我在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因为80年代初期的资料已经大量丧失，而且只有少数作品在专业的美术杂志上发表过，图片质量也很差，这显然给艺术史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