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读书。现在年轻的史论系学生书读得不够，这个书不是说艺术史方面的书，而是文史哲各领域的书。我始终觉得现代主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它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延伸，它的核心精神基础还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是知识分子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第一次遭遇的最大危机，如何面对上帝之后的问题，如何面对消费社会，如何面对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很多问题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现在这些问题依然愈演愈烈，没有弱化的趋势。那还有就是语言写作能力，国内的史论系教育在语言写作这块一直没有跟上，当然有些学校也开始注意了，开始开设文学课，但总的来说这个训练量还是不够，而且这方面的教材、教师都没有。再就是翻译，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处于两个关键领域都没法跟老一代竞争的问题。第一是策展，我们那时候没有策展，你只要克服一些困难，策出来了就很容易产生影响，现在策展，尤其是北京的展览太多了，多得你不想看。而且策展的门槛也高了，需要资金，不像以前可以做穷展览，现在都得出画册、PARTY、报销机票，现在连一些有一定资历的批评家，要搞到大笔资金做展览都很困难。老批评家写的文章，一些理论术语、理论方法，当时差不多还是比较陈旧的，我们当时引进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语言形式，比如说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等，所以我们当时语言上、批评写作上，也是对老一辈有所超越。而现在大家使用的理论语言，好象也没有比老的不同到哪儿去。比如四川美院，现在感觉他们还是没法超越王林，四川美院那些年轻批评家写的东西，语言和概念也没有比他新到哪儿去。也不像现在很多海外的年轻艺术史学者跑到中国来跟艺术家泡在一起，泡艺术家村。实际上做批评家、策展人的这个过程比较有挑战性，这个职业主要是一种精神满足。很多人都说这次做完坚决不再做了，过一阵他又做了。这里边的痛苦、绝望，包括后来把事情做成之后的满足感，还是容易让人上瘾。我还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没有痛苦的精神，肯定没有深度。当然痛苦本身也不代表幸福，但是你能把痛苦的经历变成一个美学的东西，能够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那你的痛苦就会演变成为一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