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您在文章中提到“独立策展人是把策展当作表达自己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手段”策展人既是“媒介”又是“创造者”，那么您对制造《进与出或中间》这件作品的想法是如何的?
　　冯：所谓独立策展人的“独立性”在于，对当代文化和艺术有一个独立的立场和态度，对当代艺术的一个思考和判断。独立策展人不一定只做地下和民间的展览，排斥画廊、官方的展览系统和其他展览机构的合作。与官方和商业合作，这只是一个策略，不能说你就迎合或者妥协了。比如索卡邀请我做这个展览，我第一次见面就提出我是不考虑商业性的，他们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商业来做这个展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能通过这个展览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
　　媒介和创造者都是策展人需要做的工作的项目，策展人跟艺术家联系，找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展览的空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自己想做的展览呈现出来。这个展览是公开的，这个呈现是面对公众的，在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连接艺术家与社会的一个媒介。另外一个方面，展览是策展人的一个想法判断和认识，我提出一个理念，理念根据艺术家创作的现像来产生，我再根据这个主题来邀请我认为合适的艺术家，和艺术家有一个相互关系。
　　付：如何挑选艺术家?对艺术家提交的方案满意的和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如何看待年轻艺术家与成熟艺术家的作品？
　　冯：我做一个展览，挑选艺术家也有一个互相的关系，比如说关于空间位移，是我敏感到的一个新的现像。比如我对尹秀珍十年的作品变化敏感到空间位移的变化，跟我的敏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选择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比较年轻，未来发展空间比较大的艺术家，我通过展览给他提供一个机会，对他来说也是挑战。比如李松松做的《来自温都尔汗的礼物》借用1971年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失事的典故。他的油画都是根据一　些历史事件的照片，做装置延续了油画的思考方式。对他来说是通过两种语言方式的一个跨边界的实验。
　　比较成熟的艺术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国内外参加过很多展览，各个方面比较周全。 所谓成熟，就是作品的感觉、视觉样式、文化意味、针对性，都比较清晰，“作品感”也很强。但是做得太成熟了，“作品感”太强，也会产生一种负作用。年轻的艺术家因为没有经验，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原始爆发力也更强，有新鲜的、活跃的、向上的感觉。他的作品也许不是很成熟，想通过一个作品表达的涵义太丰富，但他跟成熟艺术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全部是年轻艺术家的展览，可能由于太没有经验，整体效果会显得比较幼稚。所以我做展览大概从这两部分来挑选，使整个展览有一个互补的关系。
　　付：与艺术家合作过程中会有争论吗？你跟艺术家交流的焦点有哪些？
　　冯：争论会有。我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比较尊重艺术家个人的创作。他的作品和我的策展理念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我会跟他协商，这是独立策展人的比较积极主动方面的体现。另外一个方面是在具体细节上跟艺术家做调整，比如他做特别大，技术性难以达到。或者方案很好，但无法实施，或者从经济角度难度很大，都要跟艺术家具体商量。
　　主要的焦点还是在作品本身，要跟艺术家反复讨论。比如我提出一个主题，我都跟艺术家有一个座谈，互相有一个启发，我也想听听艺术家的想法。以往国内的官方展览，艺术家的作品经过层层评选，都是很被动的，跟这些不同层次的评委是脱节的，艺术家是被选择的，被看的，挺不正常的。
　　比如索卡这次展览，宋冬提出画册每个艺术家自己设计，9位艺术家每人占8页，有一个正式的三维的物理空间展示，再转换到二维的纸上空间，即符合空间位移，又是对画册编辑和排版的一种尝试。我只做一个大的调整，艺术家设计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我跟艺术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方式。
　　付：做完展览之后。一般情况你对这个展览是什么样的感觉？会获得快乐吗？如果有快乐，是有那些.？
　　冯：肯定会有点成就感，有一些欣慰，尤其是展览的整体效果。有的作品仅仅见到草图，现在还在布展，对我也是未知的。因为付出了嘛，从展览的选题、从写文章，到展览的细节，付出了努力之后，如果展览成功，观众反映也挺好，那我肯定有成就感，比较兴奋。也有可能这个展览有的地方有些遗憾，如果那样肯定会更好，这是经验的积累，在下一个展览我会尽量的避免。
　　高士明在深圳也说，有的策展人实际上是为了操作，追求名利、媒体效益之类。我承认有这样的人，但我可以说我不是。我的思考认识，通过一个展览在某种程度得到实现，这是我对这个社会应做的一种个人化的努力，经过我花费了时间、心血、精力，展览在某种程度实现了。但这个展览终究的结果会怎么样，由其他人评说了。我自己肯定也有一个自我的判断和评价。
　　付：在艺术家名单里还有台湾艺术家崔广宇，请问一下你们合作的情况如何？
　　冯：最初我想找一个在大陆生活的台湾艺术家，我强调不同的文化环境。索卡画廊是一个台湾的画廊，后来到大陆，从某种角度来说，索卡画廊也应合了空间位移的概念。宋冬帮我推荐崔。他的作品是“行动艺术”没有表演性，都是拍成录像，以VIDIO的形式参加展览，有一个作品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一身衣服，所换的衣服跟空间环境是有一些关系的。我觉得他不断的跳跃，这个作品挺符合空间位移的概念的。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崔的背景。
　　我没有见过崔，也没有通过话，主要通过Email沟通。但给我的印像，崔是非常认真，非常规范，也是做得很到位的年轻的台湾艺术家。我特别愿意跟这样人合作。说得具体一点，他及时询问和及时回复，磨和得特别好，他的8页的画册也做得非常认真。
　　付：如何看待艺术家和艺术市场的关系呢？
　　冯：艺术家是通过一种造型艺术表达对社会的所思所想，包括情感，跟生存环境和生活本身结合在一块，通过绘画，装置等媒介展现出来，是你对社会个人化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这种贡献会有一个回报。主要体现在，用量化分析的话，就是你的作品卖得比较好，拍卖得比较高，就是你的贡献和认识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和赞赏。社会对创造本身和个人努力本身的回报，体现在艺术市场。
　　付：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当代艺术作品如何成为商品?如何判断一件当代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
　　冯：所谓实验艺术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批判性，一个是实验性或探索性。实验的作品具有超前性，针对以往的审美、认识和思维模式，发出挑战、颠覆和探索。创造一种新的样式和表现语言，暂时不被老百姓接受，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审美对徐悲鸿、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大师的审美已经完全接受和认可，所以他们的画价现在特别高。
　　付：当代艺术作品本身是带有精英意识的，曾经激烈的反对体制、收藏、展示制度和商业，如果走向与市场融合,是否是当代艺术的堕落，或者对自身的消解？
　　冯：我不这样看，其实艺术家根本不排斥被收藏。有的艺术家开始特有实验性、创造性，一旦这种实验性被社会认可之后，觉得这个特值钱了，他不再进一步实验，不断的COPY和复制已经被接受的固定的样式，就会财源滚滚，这是一种堕落。如果他不断的去探索不同的新的可能性，保持一个前卫艺术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虽然他的画价很高，很受市场欢迎，并不意味着他就堕落了，我觉得应该分开。
　　付：如何看待当代艺术进入画廊?当代艺术展览会为画廊带来什么?
　　冯：从大的背景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很正常的发展，我觉得索卡画廊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开始关注经营当代艺术，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活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是越来越被看好。索卡画廊的举措特别有积极意义，很多画廊和艺术家机构都来做中国当代艺术，肯定会促进和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活跃和发展。
　　当代艺术展览会为索卡树立一种新形像，以前它关注近现代的艺术大师、注学院艺术家的作品，新空间现在就展示活跃的，比较前卫的作品。它的经营范围和关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使索卡的形像更丰富了，不是单一的模式，也相应的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付：结合以前的策展经验，在与商业资本合做展览的过程是否会产生审美或者资金上冲突？又如何化解？
　　冯：我觉得索卡对策展人策划的主题和艺术家的作品都非常尊重，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没有过多的提出他们角度的要求。所以不存在矛盾，也不存在冲突。以前也没有什么太多冲突，一旦这种冲突影响了我作为独立策展人基本的态度和立场，我可能就放弃了。这也是我跟官方和画廊的艺术机构合作，一个底线就是你信任我，不干涉我，可以完全自主的策划。
　　付：商业资本是否会成为当代艺术在逃避体制控制之后的下另外一个幕后无形操纵的者？
　　冯：我觉得不会，目前在中国，它对当代艺术有影响，但还不会起到操纵的作用。因为拍卖行和商业画廊，从整个来说在关注和经营中国当代艺术还是比较弱，暂时不会影响，还没到那个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