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伟的画一如其人，平和，宁静，形如止水而内蕴激情，非用心感悟不能会其意；其精神亦如他笔下的花木，于山野天籁中遗世独立，温良，谦和，自足自乐。刘曦林先生称沈光伟是一位“乐道者”，此言不虚。乐道方能摒弃矫饰而进入自然之境，乐道才会自甘于生活的平淡，宁静以致远。对于一位艺术工作者而言，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境界。与沈光伟对话，让我们听见一位“乐道者”的真实心声。
　　记者：读您的画，总感到一种唯美的因素，那些平静的花木都蕴含着很强的抒情气质，笔调是深情甚至是多情的。现在不少花鸟画家过多注重了技法因素，而忽略了花鸟画的抒情特性，我想花鸟画再创新再变化也不能改变其艺术的本质，它总是人情感的寄托，是人生的歌吟。
　　沈光伟：花鸟画实际上是表现人的情感的，是借花鸟来表现人，这是我们中国画经过千百年历史的积淀所形成的美学特征，寄物言志，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人的情感。古人往往借花鸟画宣泄愤世之情，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单纯表现这种东西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花鸟画应表达健康向上的美感。从我个人来讲，我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的对象，强调一种诗性的美，注重一种强烈的抒情色彩，追求画面韵律所产生的节奏的美感。我认为审美有两大倾向：一是以逆为美，像李苦禅先生的花鸟画；另一种则为诗性的美，这两种都是花鸟画的高境界。逆美也好，诗性之美也好，都应是个性的自然流露，是水到渠成的。画家不是运用笔墨的工具，表现人的情感是其天职。
　　记者：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中国画家不仅要有精到的笔墨功夫，还要有深厚的学识及对生活的深刻体悟，画家之所以有别于画匠，笔墨表面形态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沈光伟：画家的综合修养是十分重要的，画如其人，前些年关于画品与人品的争论十分热闹，实际上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画作就是一个画家的心电图，行家一眼就能从画面中看出一个人的气质修养。老一辈的画家都特别重视学识修养，年轻画家在这一点上要相对薄弱一些，这与时代有关系，更多的则在于个人的把握。画家对生活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对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角度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我赞赏画家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去感受自然，由于修养的差异，不同的画家对同样事物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差异。前些年我和于希宁老先生到温室写生，面对同样的植物，于老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目光，我们画出的形态完全不同。
　　记者：众所周知，您和于希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亲友，更是艺术上的知音，这是您得天独厚的优势之所在，但正因为于老卓然的成就，对您个人的创作是否也会形成一些束缚，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沈光伟：我在于老身边学习工作多年，在所有的画家当中，我和于老相处的时间最长。作为优势来说，于老不仅在创作上耳提面命，其言其行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我受益匪浅。但现在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也自有一种疑虑在其中：是否真的大树之下难成大树？我想我必须有更加丰厚的学养，涉猎广泛且术有专攻方能达到更高的层次，而且我也有自身的优势：我原来接触过西画，对色彩有过探索与试验。我试图摸索花鸟画各种表现的可能性，以寻求自己的艺术世界。
　　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画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感悟，我也非常注重个人的自我感受。1987年我在川藏雪山写生看到山上的无名花，这种生长在四千米雪山上的具有很美姿态的植物给人以强烈的生命震撼，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花名为“苞叶雪莲”。我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画了一批以苞叶雪莲为题材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已完全不是苞叶雪莲的本来面目，那里面有我个人独特的体验。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以苞叶雪莲为题材的《川藏黄花》中有很长一段题跋，记录了您见到苞叶雪莲的始末。您的许多作品都有题跋，有的题跋还很长，自成一格。
　　沈光伟：我特别注重题跋，我用跋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为画增加抒情的色彩。画的格调自然要高，但我总觉得画的表达是有局限的，有一些未尽的东西可以用文字来补充。当代不少画家不能题字只抄古人，前辈的画家好得多，我也是受于老的启发，努力把自己有感而发的文字移上画面，真实地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追求书画文的协调统一。有时我是把题跋当作诗来写的，追求诗的意韵与神采，像《沂山草青》所题：丁卯秋游沂山至百丈崖途中，秋风瑟瑟，流水潺潺，偶有山花为伴，意趣盎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世之爱花者，庸者只为赏玩，猎奇者取奇异、稀罕，我却独取这山花屹立于天地之间，风消雪蚀，沧桑巨变，惟其与山川同驻，年复一年。
　　记者：您在最近一段时期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沈光伟：计划有时不能太具体，首先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于老作品的总结和完善已经成为我事业的一部分，出版《于希宁画册》、《于希宁研究文集》、筹办回顾展都要占用很大的精力。其次我还有较繁重的教学任务。按说我现在的年龄已到了创作的最好时期，花鸟画是一个成熟期较晚的画种，我会尽自己的所能，不断积累，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我准备画一批大的作品，当然时间还不能完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