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av Kander 1961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在南非长大，现定居于伦敦。2006年至2008年，他五次来到中国，并将镜头对准了象征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 Nadav Kander从上海吴淞口出发，沿长江溯源而上，途经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最终到达青海，记录下了中国发展变化中的景色和三峡库区的集体迁移，从而促成了他的“长江”项目。

在中国，1.5亿人世世代代依水而生的土地正经历着巨大且快速的变迁。断裂的桥梁、在被污染的江水边野餐和游泳的人们、即将沉入江水的老城……每一幅画面无不在叙述着一个现实与历史断裂的故事。大规模的发展使许多地方具有同样的面孔，无数文人骚客留恋和描绘的三峡风光与“移民”们的精神家园一同沉没于奔流不息的长江之中。“我们无法重温我们从哪里来，因为它已不复存在了。”


Q：你是怎么想到要拍摄中国的？为什么会选择长江作为拍摄的主题？



A：我一向喜欢拍摄有些凝重和不安的地方，它们是人类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我对那些看起来美丽且简单的风景摄影毫无兴趣，我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使用地球，用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再合适不过了。可是我不可能把整个中国都拍了，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中国的缩『影像』长江：消失中的风景影，那就是长江。我拍摄长江有两个理由：首先，长江是对“变化”的一种很好的隐喻，因为河流是一直在变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始终在变化的国家。其次，这条河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就连离他很远的人也一样，这和其他国家很不同，比如住在纽约的人也不会对密西西比河有感情。但是你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任何人，他们都对长江有种特殊的感情。

Q：拍摄长江之前，你来过中国吗？你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感觉？拍摄之后，你怎么看中国？

A：从没有来过。当然，之前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会比亲身经历更加能让你体会到真实。我觉得中国是个不寻常的国家，这些不断的变化很不寻常，虽然我认为变化得有些过快，看上去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快速步伐，这里的人们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

Q：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中国，那会是什么？

A：我觉得那应该就是非凡。这里的人们都太坚强了，每天都可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强地生存着，令人难以置信。还有那些到远方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要离开家很长时间。

Q：与你的其他作品相比，“长江”这组片子的风格有些不一样，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拍摄方法？ 你是怎么开展拍摄工作的？

A：我会事先做些调查，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去寻找感觉。我一定要对我的拍摄对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它并非存在于我的脑子里，而是在我的身体里。我一直在探寻肖像的拍摄方法，我会走开，然后站在一旁。当我看到什么时，会先用宝丽莱试拍一张，如果不错的话我就开始工作。一般来说，我的效率很高，有时候拍一张就到位了。我的工作习惯应该是对那些组成照片的物质的重新认识，这是我五次来中国拍摄的原因。我不想拍《国家地理杂志》那样的照片，所以我需要在中国停留一段时间，离开，再次思考，找出我对这些照片的感受，接着再回到中国，和当地的人们交谈。


Q：照片的景深都很深，镜头与拍摄对象间似乎刻意保持了距离，为什么？



A：我在拍摄“长江”这组片子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我有一种十分遥远的感觉，甚至比我在意大利或日本时更远，所以我开始以把人拍得很小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感觉。渺小的人是与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的强烈对比，也是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我到后来才发现凭直觉去这么拍是对的。

Q：这一系列作品都有种超现实的味道，介乎于真实和虚幻之间，为什么会这样？色调上处理过吗？

A：这些颜色当然是经过一些调整的，我想让所有照片的颜色看起来像一个整体，所以我把每张照片的颜色都归在同一色系之中。我对精确度和细节不那么在意，我希望那些照片包含着情感，而人们在看到照片时能够产生共鸣，他们会说，这些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并且有意思。

Q：你似乎特别关注环境问题，比如你曾拍摄过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而“长江”则关注三峡工程带来的巨变，还因此获得2009年环保摄影奖（Prix Pictet Prize 2009）的提名，是什么促使你如此关注环境问题？

A：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人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如何改变它。我主要的拍摄动机是捕捉人们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我特别喜欢去一间所有人都离开了的空房子里，看看他们留下了些什么，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Q：“长江”的拍摄过程中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A：我曾在火车上碰见过一个特别可爱的男人，他会说一点英语，他对我讲：“为什么中国为了建设要去摧毁，我没法再回到我以前出生的地方了。”这对人们一点都不好，我们正在和这个古老的国家渐渐失去联系，我觉得非常可悲。在中国时，我的心情很糟糕，因为中国看起来似乎在追随西方的东西，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模仿和寻找那些在西方实际上并不健康和美好的东西。

Q：除了纪实摄影以外，你在商业摄影方面也一样游刃有余，你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你经常尝试不同的类型吗？

A：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纪实摄影师。纪实摄影强调的是你面前的东西，而我在意的是内心深处的自己和感觉。

Q：你说过你最想拍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鲍勃·迪伦，为什么？

A：我想拍很多人，他们只是其中的两个。但是拍摄政治家会比拍艺术家或音乐家要困难，因为他们似乎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人们总想看起来漂亮，可是漂亮往往很无趣。

Q：你一般使用什么机器？你进行后期处理吗？

A：以前我喜欢手动Pentax和Hasselblad相机。现在我用德国的Linhof相机，我经常用Photoshop，它就像我的暗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