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说，艺术家是最敏感最善良的人，他们的自我审查在内心建立。
　　满头的卷发，脚上那双褐色皮鞋朋克风十足，一头一足之间，张元让人过目不忘。17年的时光，曾经叛逆的愤怒青年，如今又开始记录这一代年轻人的叛逆与边缘。这是导演张元最新的一个手笔。3月13日，“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十组十七八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有摇滚乐队、艺术家、演员，也有修摩托车的，他们在镜头面前毫无保留地讲述着自己的生活、爱情、理想。

　　从独立电影到“地上电影明星”，张元在两种体制内如鱼得水，性格也相当平和。尽管自己在摄影方面是个专家，但也会欣然接受摄影记者提出的一些摄影要求，尽管在内心里他觉得那个背景完全没有他所建议的好。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张元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想不会变，《有种》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商业的艺术项目。

　　韩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新京报：相比电影来说，这次办影展对你来说是件小case吧？

　　张元：这事一点都不小。拍出好照片和好电影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影是用流动性的画面去叙述故事。但拍照片对我来说有很大含义，尽管画面是静止的，但也在说很大的含义。每个人背后的故事———每个人的脸上、动作都蕴含了无限的故事。

　　尤伦斯约我去做展览时，我就没把它看成是桩简单的事。它的意义不光是用形式来展示图片，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触及到社会、触及到年轻人，触及到年轻人在这个社会的情感。

　　新京报：此次的《有种》是你17年前所拍的《北京杂种》的延续。怎么会想到17年后做这个？

　　张元：尤伦斯发出邀请后，我想起1993年我曾经做过《北京杂种》。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已经17年了。17年之后，我、崔健、刘小东都不再年轻了。今天的年轻人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情感状态又是如何？我对此充满了好奇。我觉得我应该再做一次这样的东西。

　　新京报：现在的时代跟你在《北京杂种》里记录的青年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

　　张元：在访问中，有很多让我非常震惊的故事。我一开始对年轻人的想象是，由于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年轻人生活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平稳。但整个采访，完全出乎我的所料。

　　很多故事非常打动我。打动我的重要原因是，我发现他们生活得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非常艰难。有些人才22岁，却已经做过十几种职业；还有一些到现在还是七八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有些人连吃饭都不能满足；展现在我面前的还有来自破碎家庭的。

　　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今天的年轻人更加的丰富，而这种丰富性使得他们的情感选择和生存状态的选择都是非常勇敢的。

　　新京报：17年前，你镜头下的崔健是当时的文化英雄，同时那些引领新生活方式的各路英雄好汉们都融在你的影像里。但相比之下，17年后的这个年轻人图景里，我们看到的这十组人中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文化英雄。因为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中没有英雄？

　　张元：他们是普通的人，但普通人当中也蕴含着英雄。其中也有两个乐队，那两个乐队非常好。

　　就在这些平凡人、边缘人身上，当你不断地将这些人的情感立体化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你所呈现的正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在我的眼睛里，没有高低之分，这个社会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或情感都值得尊重。

　　这些年轻人所谓的80后都非常勇敢。无论是韩寒、郭敬明，还是这次我选择的年轻人都很勇敢。在韩寒很多博客中，我发现出现了新的文化英雄。在郭敬明那儿，我也看到很丰富的想象力。今天的年轻人不弱于当年的王小波，不弱于当年的崔健、王朔。

　　新京报：摄影展之后，这些年轻人的故事还要拍成影片《有种》吧？现在有日程表了吗？当年艺术家刘小东他们也参与了《北京杂种》，会考虑这次延续原来的班底吗？

　　张元：我没有什么日程表。其实要不是办展的时间到了，我这个项目还会继续，拍得正带劲呢！刘小东他们可能会加入吧。

　　20年见证中国的变化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一直关注边缘人群及社会问题。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对此持续关注？

　　张元：因为我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没有这种概念。

　　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一种美，在他们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些曲折和动人故事，这个是牵动我关注或者宽容，或者同情他们的原因。

　　我拍电影20年，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在今天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也就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北京杂种》那时，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有点像洪水猛兽，但今天北京已经有一万支摇滚乐队；拍《东宫西宫》时，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的，但今天的同性恋话题，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

　　社会还是向我们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而且这个社会变得更能宽容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新京报：从地下到地上，拍商业电影，大家都会用妥协来叙说你的转变，尽管你不断地强调说不喜欢妥协这个词？

　　张元：你看我做《有种》有妥协吗？我不是为了做商品来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观照社会现实。它是中国年轻人的横切面。在这个横切面当中，能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看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痛苦和他们对美的追求。

　　艺术家有艺术家生存的历史。艺术家很早就是手工艺人。在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就是为教会、宫廷服务；文艺复兴之后，因为资本家的兴起艺术家又为资本家服务。任何艺术观念的改变不仅是艺术家本身的目光，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精神、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在今天来说，艺术家有什么地位啊，要用妥协这个词。

　　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价值观、另外的评判提供给人类———你还可以这么去看社会！

　　新京报：靠岸，获得官方许可，并与大众会晤且狂欢，从独立电影到“地上电影明星”，大家认为你在两种体制内如鱼得水。对于票房你在乎吗？

　　张元：我做过很多种电影，很多类型的影片。你要说我不关注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有些电影投资很小，但票房很高。类似《过年回家》这类影片投资100多万，在全世界卖几十个国家，而且得威尼斯大奖。你说这不是好票房的电影吗？像《我爱你》投资200多万，也达到了1000万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业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点我是电影作者，我是艺术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场和角度。这点我希望我没变。

　　我的理想没有改变

　　新京报：尽管去年票房60亿，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来，艺术电影依然没什么受众。

　　张元：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有特点和独立个性的电影，因为很明显看到大家不满意。当然艺术电影也有它的问题。有一些貌似艺术，实际上，对话的真实程度都有问题，这也是现在观众不满意的方面。这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大家的不断需求产生变化。这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

　　新京报：那你所拍的电影中，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张元：大家都会说下一部。

　　新京报：20多年的奋斗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艺术理想追求变了吗？

　　张元：理想怎么可能变！这是我一个坚定的理想，不仅仅是愿望，这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构筑，也是永远坚持去拍摄我自己想拍摄的这些东西的最大动力。艺术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报：你希望没变，但这几年的现实情况又是如何？

　　张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报：除了《有种》之外，你还有何计划正在进行的？

　　张元：就是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的新片拍摄计划，剧本是得了“亚洲电影资助计划”的。那是张小波写于10多年前的小说《检查大员》。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预见性，也很精彩，准备将其做成国际合作的。 
　吸毒把我变成公众艺术家

　　新京报：怎么看电影尺度问题？

　　张元：我认为电影真的需要分级。电影力量特别小，作为电影人，其实我们解决不了问题。苏联斯大林和列宁的时候，把电影的力量看得太大，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那么今天电影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精神的桑拿，就是思索。

　　你也看到了，最近电影市场越来越火热，票房不断地向上飙升。但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电影的机制还是比较完整的。除了像《阿凡达》这样的影片，也有《拆弹部队》这样的电影。每一年，都会出现很多很好的影片，这些用一个我们老喜欢用是词概括，就是“艺术影片”。当然同时也有很多大的商业影片。我觉得它的市场非常完整。

　　中国估计再发展一些年，也要走向这样的途径。有很多人会满足不同欣赏习惯的影片。

　　新京报：怎么在个性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

　　张元：这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每个艺术家都有自我审查，这个自我审查是建立在你的理想和道德，你的善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