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乌斯马尔古镇 2002，4

蔡焕松：访谈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你的人生经历很感兴趣。一个被医生认定活不过30岁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为拍摄世界文化遗产而环球30周的人呢，
周剑生：我是在北京新街口电影院东侧总政文工团宿舍”大红门”长大的．父母都是军人。从小患有先天，哇心脏病，母亲带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活不到30岁。后来做了手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为此父母一直限制我参加体育运动。但人就像发豆芽菜一样．你越拿石头压它．长出来的豆芽反而越粗壮、越结实。父母越不让我锻炼我就越想锻炼。小时候我经常夜里偷着去后海游泳．游完之后，嘴发紫、脸发白，手冰凉，但我还是坚持锻炼。这些锻炼无疑对我后来四处奔波拍世界文化遗产起着很大作用。
蔡焕松：你是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搞摄影了，“四月影会”办展览时你的作品《老夫走麦城》等就曾引起广泛好评。当时不少报刊都有刊登，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你的作品。你是怎样爱上摄影的?
周剑生：爱上摄影其实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有一台折叠式的135蔡司相机。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格外喜欢那玩意儿。所以父亲给我拍的照片就多了些，这是一种漕移默化的影响。文革期间．父母被关起来，我便拿着父亲的相机到处拍，但第一次按下快门的时间已经记不起了。
印象深刻的倒是第一次自己冲胶卷。当时的情况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述的那样．一帮部队大院的子弟．个个穿着旧军装．皮鞋擦得锃亮，骑着凤头、银三枪还有飞鸽牌的自行车，那气势比现在开奔驰、宝马还神气。记得我们几个哥们儿骑车到北海公园，邂逅了四位女生．其中一位14岁的姑娘是从海南过来的海军子弟，她一周后就要回海南，我掏出相机给她们拍了一堆照片，并约好第二天见面．把照片送给她们。可是照相馆冲照片时间长，等不及，于是当天就买了定影粉、显影粉．自己动手，拿出两个小瓷碗．一个调定影液，另一个调显影液，躲在桌子下面盖块老爸的军雨衣全当暗室了．一秒都不敢偏差就开干了。没想到还真把底片洗出来了，真是喜出望外。直到今！天我再看当年冲洗的照片，依然有点得意和骄傲。
蔡焕松：你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在国内报刊发表摄影作品，当时大家都经历了—种为政治宣传而摆拍。配合中心运动的照片才能发表的过程，你是否也和大家一样?那时有部相机可不是小事，你的相机是怎么来的?
周剑生：我1969年上山下乡，1971年到四川当兵。当时没有大学可念．也没有其他文娱活动．我就是一门心思想照相，可手头儿没有相机。我就把妈妈送的浪琴手表卖了120块钱，自己又添了5块钱．买了一部既能拍120、又能拍135的海鸥4C型相机。因为当时135胶卷5角一卷，而好的120胶卷得花两块一，我在部队一个月才挣6块钱津贴．拍120自然太奢侈。所以我选择120、135胶卷通用的海鸥4c相机．这比买拍120胶卷的4A相机便宜近百元。我从拿到相机的那一天起，就整天拿着相机到处拍。同时还找了相关的书籍看．学习构图、光圈、快门等等技术。
我的第一幅摄影作品1973年4月2旧刊于成都军区《战情报》。当时摄影作品还是以摆拍为主流。我的这幅作品内容是小战士帮助老贫农学毛选——我让司令员的警卫当小战士，让司令员的妈妈做贫农老大娘。作品发表的当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宿没睡。我的其他作品又先后在《成都日报》等媒体发表。最难忘的一次是自己的六幅作品被西藏军区选中，去参加一个展览。司令员陈明义(当年中国唯一的将军摄影师)看完作品后亲自为我题词：“很有成绩，希望发扬”。并由陈司令员的儿子陈赤军将题词送到川办。这张题词我至今保存着．它一直激励着我在摄影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去努力追求。
蔡焕松：你的作品《老夫走麦城》是抓拍的，应该不是4c照的，人物形象和环境好像不是在北方，拍摄风格也和小战士帮老贫农学毛选的、为宣传而摆拍的风格迥然不同，为什么?
周剑生：我1976年复员，被分配在石油化工部搞摄影．当时的设备配置是顶级的——林哈夫、哈苏、玛米亚．尼康应有尽有。很多设备一口气买两套，胶卷更是不计其数。但每天却只是机械地拍一些井架、油田、磕头机……这让我感到乏味，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去捕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画面。《考夫走麦城》是70年代末在广州街头。路边遇到一群老爷子打扑克，输了夹耳朵，我用镜间快门的红旗相机迅速抓拍了这个画面。这张生活色彩鲜活的抓拍作品。在摆拍为主流的当时几乎产生了轰动效应，“四月影会”会长王志平专门为这幅作品取名《老夫走麦城》。报纸杂志竞相转载．我也有幸成为了“四人帮”倒台后恢复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
蔡焕松：你上世纪80年代初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美术设计，尔后又到日本留学，还是学美术设计，却为何选择拍摄世界文化遗产而不是从事本专业或经商呢?
周剑生：说起拍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是无心插柳的事。1989年，我在东京银座看到索尼大楼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秘鲁的空中城市——马丘比丘遗址的巨幅照片。当时就被那种神秘的气势所震撼，我内心感慨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今生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看！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传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广告片。自那时起，我萌生了去拍摄”世界文化遗产”的想法。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含义。1996年日本有个世界文化遗产展览，是世界各地的20多个摄影师拍摄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作品展览。我一看。顿开茅塞．干脆就拍这个专题——从此坚定了这个决心。
蔡焕松：你用自费旅游的方式去拍这个题材，你是怎么解决经费、设备等问题并拍摄的?
周剑生：这幅作品是埃塞俄比亚的拉里贝拉教堂，拍摄之前参考了很多资料。比如索尼的作品，他们有条件可以航拍，飞机在空中转．拍一个十字架。但是我没钱．只有土法上马。临行前我就在日本作了各种尝试．拍试验片。我想光拍十字架不能表现教堂底下的部分。站在地面又看不到十字架，干脆我就把照相机吊到上面去，拍的时候用三根竹竿把照相机吊起来搁在上头。可光吊照相机还不行．吊在5米高．没有办法取景，我再在照相机上装了一个录像机，通过录像机的小银屏取景．拿个十米快门线就拍。实际拍摄那天早上起来有风，相机晃动，使用100定的胶卷按400定的曝光。拍了两卷，才有5张清楚的。
蔡焕松：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许多国家都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给自由拍摄者带来制约，你是怎样解决的?
周剑生：是啊，这就需要想方设法．为了拍摄我是绞尽脑汁。这幅作品是在墨西哥拍的。这里早晚都封门。早上8点以后才开门，晚上到六七点就轰人闭门。他们清场时．我猫在一个洞里，人家没搜到我。第二天凌晨大概3点多钟我就爬到顶上这个角度等朝霞．拍完朝霞再钻铁丝网跑出来。
蔡焕松：8年时间里肯定遇到不少危险和艰辛，能否说说你最辛苦或最危险的情况？
周剑生：最危险的一次是到欧洲的希腊．要到北部一个山区拍教堂。教堂修在山顶上．平时是拿绳子从下往上拉送食物．人也坐在筐里拉上去。这样的地理结构是为了防止野兽和外敌的入侵，在上世纪50年代都用这种方法。现在修了梯子，人可以上去了。星期天没有汽车和摩托车可租．我就去公共汽车站等着。我往车站那边走。看到一辆大车过来我就招手。人家真停了，我开门就往里钻，一看全是中学生、女孩子。有两个老师，看着我哈哈笑．问干什么，我说要去教堂。他们是春游．学校组织的活动，就这么把我捎带到山上去了。
上去我就只顾拍照，拍完了才发现没汽车送我下山。上去时听说有条小路可以下山，大概走半个小时就能到山下。天快黑了，
我不敢冒险走小路．怎么办，我一看还有一条大马路．走大马路保险。顶多3个小时，夜里总能回城里吧。于是我把三脚架收起来，背起包就走。走着走着我听到有狗叫声。没把它当回事，又走。一条大黑狗蹿出来——好大一条l冲着我就扑过来了。我有点急，拿着东西就甩它．这是下意识的。接着三条狗围上来，这时候我拿着摄影包和收起来的三脚架就抡起来甩．这一抡五六条狗围上来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转起来，跟陀螺似的，就这么转着拼命地驱散狗，有多长时间都不知道。大概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突然眼前一亮，雪白的光柱，定睛一看．一辆汽车停在眼前，因为有灯光狗就散了。我赶紧打开车门钻进去．一看，是两位神父开着汽车．我想这是上帝派人来救我了，从此我得信上帝了。神父把车调过头来送我下山．神父告诉我．那是野狗，比家养的狗厉害，对人有一种憎恶．是被人轰走的。会往死了咬人。
蔡焕松：你的影像视觉独特，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你对景观的理解；另一个是你的器材运用。比如你拍西藏的布达拉宫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你把布达拉宫的神秘和宗教的伟力表现得很充分。
周剑生：这是原来拍的，几乎没有后期制作．像《拉萨》这幅作品，很多人不相信，说不可能拍成这样，这是电脑做的。我觉得真冤枉．我都不懂什么叫电脑制作，那时候不玩儿电脑．都是一次性拍摄，最多加点渐变。加点偏光镜的使用。在我看来．靠电脑制作是投机取巧的伪创作。我是吃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甚至于冒着生命危险蹬上高山实地原拍摄．这无疑增加了创作的难度，但吃了大苦、遭了大难而得到作品的那种精神享受绝非坐在空调室内用电脑合成出的作品能等同的。
蔡焕松：澳门大三巴牌坊这一张，怎么有这么亮的照明效果?你是刻意布置的光源还是巧合碰到?
周剑生：这幅作品日本朋友看了也不理解，都问这是怎么拍的，觉得不可能。澳门大三巴晚上是黑的没错，我是赶巧了。那天下大雨，我还是去了，到那儿以后雨正好停满天霞光，有个电视台也赶去拍摄，他们的灯光打起来，亮的。天助我1拍摄时我带着哨子，游人多影响画面时我就吹哨子，让他们都走到我后面去。这幅作品我用骑士612相机35mm广角，为了表现遗产地的宏大，我尽可能用广角。日本人不用．太广了，变形，人家顶多用到45的．我则干脆来个35的。
蔡焕松：你拿着中国护照，到全世界拍文化遗产，签证和语言有困难吗?
周剑生：有，比如去叙利亚，中国人不易去。我那次是在北京签证，通过朋友介绍和大使见面，他说不欢迎记者，最怕美国记者．欧洲记者，他们专找断胳膊断腿的人拍。我说不会的，并且拿出我拍的作品给他看。他看后说行．给你特批，当场就给我签证了。
蔡焕松：这些年来，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你的拍摄帮助很大，你是怎么取得他们支持的?
周剑生：你看这本画册上的致辞签名，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写的，很难得，这个人从来不个认签字、写东西，多少人请他，都是他的副手写．现在他给我写了，非常支持我．这对我帮助很大。我拿着他的致辞签名，再去世界各国的遗产地．几手畅通无阻。因为很多人都认他。另外全世界的网上都有我的信息，这点对我拍摄世界遗产非常有利。两年前到意大利去，我就在意大利的网上打“周剑生”的英文名字，到美国也这样打．全有我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澳门政府曾邀请我办过展览，澳门政府网是英文的．它跟世界联通。这是政府规则，全世界的网上都知道这个事．—土网就有我的相关介绍及照片，走哪儿都能看到。在威尼斯拍摄时想找个高角度，我穿得破破烂烂．背着三脚架就往饭店里头闯。人家看衣着就把我截住了．问我干什么．我说拍照片，不行，不让我拍。我一看他那儿有电脑，就走过去上网，打出我的名字给他看。他看了十分吃惊，连说不错不错．你都走了77个国家．到我这来了．行。拍吧。还亲自带我上楼。有一次我投宿旅馆．两个小姑娘值班说没房了，我就在服务台的电脑上打出我的名字。她们一看。马上给我联系了房间。现在我走哪儿都方便了。有些本来不让拍的东西也让我拍了，有些不让进的地方也让我进了。
蔡焕松：最近你又去了南非，也拍了不少好作品，能不能介绍一下南非的拍摄情况?
周剑生：最近刚从南非回来．走了一圈。南非一共八个世界文化遗产。我拍了七个。南非挺有意思。12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跟我爱人—块儿去旅游．当时南非一个世界遗产都没有，就这几年八个全出来了。这幅图片是关过大总统的监狱；这幅是南非的原始人头盖骨，比北京猿人还要早．北京猿人是50万年前，他们是300万年前。是人和猴子之间，叫做类人猿那个时候的；这幅是世界最大的陨石．它砸下来的时候大概是20亿年前的事了。在地上砸了一个大坑．这个坑方圆达380公里．好大一片，这幅是南非的湿地公园，里面有河马、鳄鱼、鸟类；这幅是开普敦的一个植物园．我是夜里11点钟开车过去的；这个小村子和原始森林一样．树是苍天的树，有的树倒在地上，这里的人也不去抬．保持原始味道。整个小村子像个乌托邦似的．夜里牛、马就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蔡焕松：你平时很注重搜集资料，在拍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录像，你的录像还上了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你如何处理拍照片和录像的关系?
周剑生：摄录资料我带一个小录像机，走到哪儿懒得记笔记，我就东摄西摄，搜集资料，都录在这里。我1994年买的录像机．走了整整日年。我拍了96本录像带。拿到国内来．旅游卫视搞了一个行者的栏目，就从我这儿开始的。我的带子整整剪了70集．天天放，到最后放了两个多月，每天晚上15分钟。一次我在地铁里，有个人追上来对我说．你不是昨天晚上的那位行者吗。节目的影响挺大。当时叫“周剑生眼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