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西安日报
　　受访者：何炬星

　　开幕仪式上，民生现代美术馆用3000万元，设立当代艺术基金。该基金将每年聘请国内外知名艺术人士担任评委，对本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艺术家进行提名、评选和表彰，并配合展览进行全球巡回展出。

　　一场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大展，在一个有着金融资本背景的美术馆举行。一边是梳理理论体系，另一边是制造艺术明星。金融资本手持杠杆，以金钱为支点，有着撼动中国当代艺术的野心。中国当代艺术在而立之年，陷入了一场新的博弈。对此，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何炬星先生如何看待呢？

　　民生现代美术馆选择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作为开馆首展。无论是就学术梳理还是作品借展来说，都需要庞大而艰巨的工作，为什么会做这么宏大的选题？

　　何炬星：这个展览筹备了一年多。中国当代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长期处于身份不明确的状态，这和中国整个文化语境有关。在中国，占据文化主流身份的艺术形态是中国画。历代的中国文人，借助这种比较内敛的艺术表现形式，熏陶别人也熏陶自己，形成一代一代传承的殿堂级艺术。

　　上个世纪初，中国在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开始受到现代性启蒙，中国画发生了自己的革命。那次革命是以上海周围的海派绘画群体为主力。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这个进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合乎逻辑地产生了。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有了这样的思考，民生现代美术馆以1979年以来的中国新艺术作为开馆展，就不难理解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家纷纷出走国门，以海外定居或举办大型展览的形式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对于流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墙外开花墙内红”的说法，你怎么看？

　　何炬星：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传播过程中两种不正确的判断：一种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迎合西方价值标准而生，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在西方。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用西方艺术方法和形式，成功完成了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进程，与其他领域的进程完全一致。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尽管借用了西方的艺术方法，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大多数艺术家所表达的情绪和个人诉求依然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的根和整体成果还在中国。外国少数收藏家以西方人的敏感和标准收藏了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但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他们关注了一些关于政治符号的部分，这一部分有一定意义，但相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成果影响不大。我们坚定地从中国文化情景和价值观出发，就会发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线索和作品成果还是在中国。这次展览，我们没有从国外借一件展品，拒绝了很多西方收藏家的参展要求 ，不是因为我们不大气，而是因为国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您的话语间，流露出续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野心。对于类似的质疑，你怎么看？

　　何炬星：我们的定位是严肃梳理历史：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它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梳理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的命题。我们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度非常清晰。我们要建立民生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最基本任务就是建立中国当代艺术自己的解释体系。这是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担忧。现在很多理论家只需要很少的钱启动一个很大的理论项目，但极其缺乏资金。我们需要帮助这些学者 ，并倡导更多的人关注学术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