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老，您早年为了学艺在上海随李健老师学书法、后南下拜高剑父为师，又北上中央美院师从徐悲鸿大师，您的老师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能谈谈他们对您最大的影响!
　杨之光教授：要说影响，第一位应该是我小学的老师，因为父母离异，我童年往事留下的记忆并不温馨甜美，记忆中唯一使我兴奋的一件事是在小学一年级开学不久，轮到我值日擦黑板，离上课铃大约还有几分钟，我忽然灵感来了，我拿起粉笔，迅速地在黑板上画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骑着一个背枪的将军。刚画完，上课铃响了，我来不及将画擦去，老师已经进门了，当时把我吓坏了，站在黑板前不敢动弹，我知道一顿痛骂是逃不了了。谁知老师看了看黑板，笑咪咪地说：“画得不错嘛!”这一句话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爆发了火花，也许就因为这偶然的鼓励，影响我以后将美术定为终身坚定不移的事业。
　我中学就读当时享有盛名的世界中学，学校创办人是开国元老李石曾先生，其教育体系开放而独特，直接采用欧洲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实践，主张全面发展学生个性，因材施教，培养有特色的人才。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是一位在校兼课的青年画家、篆刻家曹铭老师，在曹铭老师的指导下我临摹了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经曹老师引荐正式拜上海著名书法家李健为师，他指导我学习书法达六年。李健老师是清道人李瑞清之侄，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在我向他学习书法的六年时间里，我研习了“散氏盘”、“毛公鼎”、“石门铭”、　“石门颂”、“张迁碑”、“十七贴”、 “圣教序”等名家碑贴，在传统书法和金石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画舞蹈人物之所以得心应手，与我的书法功底有关，没骨法说到底也是从书法用笔变化出来的。

　　18岁那年，我从上海回到广东(原籍)，经李健老师介绍投师高剑父门下学习中国画，在他的指导和授意下，我不仅学习素描、水彩、透视法、明暗法、解剖学等，还临摹了日本的《景年花鸟画谱》和《梅嶺画谱》等，这两本画谱是高剑父老师主对他的人室弟子要求的必修功课，这两本画谱的特点是直接对绘画对象的结构作研究提炼成线条，强调对表现老应有真实的感受和准确的表达。严格地讲，我跟高剑父老师学画时间不长，作为一个人物画家，我的写实造型基本能力，主要得自徐悲鸿老师的圈子里的一大批艺术大师的调教，蒋兆和师是我最崇敬的中国画家，他只教素描，虽然他未曾做过我的国画导师，但我在探索新人物画方面，受他的影响较深。叶浅予老师的速写教学，对我日后坚持生活速写及舞台速写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高剑父老师开放的实验精神对我一直影响更大。记得入学不久即在一个市艺专的展览会上见到一幅高老师的山水画中画有一架飞机，在山谷中飞翔，国画作品中绘画飞机，我第一次看到，对我的震动极大，也有很大启发，我从此有了闯禁区的胆量，这就是我日后的艺术实践中敢于表现一般国画家不大去碰的题材的原因。

　　1949年初春，我到台湾，在街头开始挂牌职业，收集到很多素材，回到大陆后李健老师看了很高兴，叫我出集子，上海出版社为我出了画集。1950年夏，听说徐悲鸿老师在北京主持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并开始招生。我激动万分，当时我已取得苏州美专国画科的毕业证书，决心更上一层楼，报考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经沈钧儒先生、颜文梁先生等介绍，当时我拿着自己的画集去找徐悲鸿老师。结果徐悲鸿老师看了集子后对我说：“杨之光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我说听，你说吧!徐悲鸿老师说：“我的意思是‘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八个字，别看你已出了画集，还得从头来过，从三角、圆球、石膏素描学起。”——当时我没有想通，但我接受了。果然我放弃了报考研究生，报考了本科，考上了。没有这个过程，我真是没有今天，很感激徐悲鸿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早年学艺，受三位恩师影响最大，李健老师强调书法和金石，强调功夫；高剑父老师强调对景造物、真情实感；徐悲鸿老师强调写实造型、以素描为造型基础。概括地说他们都是要求我打基础、扎实的基础，这太重要了。

　　记者：您刚才说到沈钧儒先生介绍您给徐悲鸿老师，您说的沈钧儒先生是不是历史上的“七君子事件”中的沈钧儒先生。

　　杨之光教授：是的，就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

　　记者：沈钧儒先生可是位大人物，据史载当年蒋介石想为难他，因其名气太大，最后只好放了他。能谈谈您是如何认识沈老的。

　　杨之光教授：说来很简单，沈的孙子沈人骅是我在“世界学校”的同窗，我从上海到北京报考中央美院时就住在沈钧儒先生的家。沈钧儒先生与徐悲鸿老师关系很好，当时沈家大堂上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名言)就是徐悲鸿老师写的。

　　我的同窗沈人骅后来到空军部队任教员，她的妻子就是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在周秉德写的《我的伯父一一周恩来》一书中，有关沈钧儒的画像还是我画的的!此外《沈钧儒》这本书封面沈老的像也是我画的。在沈家住的那段时间里，我与沈老谈得投机，沈老很关心后辈，见我当时的成绩不错，于是将我介绍给徐悲鸿老师。


笔墨当随时代，发掘生活中的美是我最大的乐趣

　　记者：从1954年以《一辈子第一回》打响了您艺术生涯上的第一炮开始，至 2003年《抗非典白衣战士邓练贤像》，每一个时期您都有精心力作，能否谈淡您的体会。

　杨之光教授：这实际上是笔墨当随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岭南画派开了一个好头。在近百年的中国美术史上，它的确开了一个好头。这与高剑父老师的观点也很吻合。明清时代有成就的画家也是这样，包括恽南田、任伯年等，的确反映了生活。随时代，无非就是反映生活，有感染力，笔墨感染力发挥得比较好的。如果说我成功的话，那是我的作品关注生活，反映生活，我觉得我一生当中都在追求笔墨与生活关系的完美结合，我扣得很紧。

　　记者：有人说您比较精明，每个时期能巧妙地从当时的时代政治要求中寻获到富于情感表达的图像和场景，所以您成功了。
　　杨之光教授：我的艺术成长道路随着新中国一起经历过风雨磨难，自然地在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可是我觉得艺术不是政治的图解，政治体现在生活里头，体现在我们很平凡的正常生活里头。
　　记者：五十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新中国遭到了天灾人祸，您的作品不经意中也流露了历史的表情，但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信心，看了您的作品给人一种愉悦感，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杨之光教授：我做人比较乐观，所以我的作品也是积极向上的。文革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我并不怪任何人，象《矿山新兵》这幅画，矿工那喜悦的心情其实是我内心的写照。文革遭磨难的五年，不许我画画，我在下放时想画毛主席像都不让我画，这幅画是我获解放时画的。一个人乐观很重要，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作品的。我的作品大多是反映现实生活，国画反映现实，我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国画以前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能不能反映重大题材，好象没有太多的例子，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美是我最大的乐趣。


平生最忌食残羹

　　记者：在当代中国最有成就的写意人物画家中，您以鲜明的艺术个性而独树一帜。从50年代至70年代，您的杨氏画法成为全国众多习画者的楷模。如果您不去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仍然占有重要一席，但您却花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中西融合，将西洋画的写实技法，色彩经验与中国传统笔墨意趣作微妙的结合，自辟蹊径，在肖像画、色彩没骨法舞蹈画、女人体画中大胆创新，您不怕失败而影响您的名气?
　　
　杨之光教授：这样做确实是铤而走险，但我不想食残羹，也不想抱着一点成就吃老本。当今中国人物画坛多半倾向于古代人物，仕女及风俗小品，很少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多种性格的人物形象，我的肖像画正是在这一难度极大的画种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没骨法画，明清以来在写意花鸟画中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人物画中还少见，人物画能不能借鉴没骨法?我想借鉴写意花鸟画的创作经验，反复地到生活中去实践，这个理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记者：如今您的肖像画、没骨法舞蹈人物画、女人体画在全国乃至海外反响很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您的人物画只是以造型为基础，大量吸取水彩技法，在写生中不断锤炼而成的。杨之光教授：说对了一半，我的人物画强调的就是熟练的速写技巧和坚实的造型基础，以及深厚的笔墨功力，这几者缺一不可。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

　　杨之光教授：除了熟练掌握基本技能，学会借鉴古今、中西、不食“残羹”，不断创新外，重要的要有传统文化及道德方面的修养。我曾不止一次在公共杨合与他人论艺术、论人生时说过：同样是大师的学生，且技法都不错，到最后比的是什么?――比道德、比修养。有的学生画得很好，但到了50岁、60岁甚至70岁也没有多少人记住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修炼未到家。

　　记者：2002年7月，您在番禺成立“杨之光美术中心”，一年多过去了请谈谈美术中心的情况。杨之光教授：我办“美术中心”一方面是我美术教育生涯的延伸，我一辈子都在从事美术教育；另一方面将我的教学理念发扬光大。我特意将在美国定居的女儿杨红叫回来为我主持中心的工作。

　　记者：听说杨红在美术中心少儿培训班中开设创意设计课程，在教学理念方面大量向学生灌输“视觉文化”，这在我国儿童美术教育应该是开创先河。

　　杨之光教授：不错，现在的少儿美术教育、培训，五花八门，真正有水平的不多，“美术中心”在这方面有了突破。令人欣慰的是：在不久前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我的建构与结构”少儿儿童建筑设计绘画大赛中，我们美术中心参赛的约100辐学生，大都获得优异成绩。举行这类展览在中国应尚属首次，相信这必将影响今后儿童美术教育的导向。

　　记者：相信您的美术中心会越办越好。

　　杨之光教授：我们的目标是将来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我们“美术中心”的分校。

　　记者：这也是你‘平生最忌食残羹’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吧。

　　杨之光教授：对这句话既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的行动指南。

　　记者：我想也是您几十年探索的坎坷历程和辉煌艺术成就的见证。


大师自古是通才
　　杨之光教授通过其锲而不舍的努力，已经牢固地确立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毫无疑问，在徐悲鸿、蒋兆和等先驱者开创的写实主义人物画发展史上，杨之光教授是继往开来的承前启后者。他在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中致力于探索的没骨画法，既有效地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领域，同时也为他的花卉、动物、山水画开启了另一个新天地。最近出版的《杨之光花鸟、动物、山水、书法作品选》展示了杨之光教授除人物画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些作品在语言风格上是他严谨的写实主义人物画延伸，从其笔法、结构中可以看到杨教授追求形神兼备的一贯宗旨，正如杨教授自述“我平时画花卉习惯将花卉当人物肖像来画，我从小爱画兰，如今对兰写照已能区分不同个性，如人物之张三李四，有的枝叶生长颇具舞姿，有的是‘独舞’，有的是‘双人舞’，均从把握花卉的结构特征提升至传神写照，这样的花卉画才有生命力，可远离公式化，可避俗。
　杨之光教授诗、书、画、印、四者皆能。书法篆刻则比绘画成名早，他的篆刻也是得到李健先生的指点、真传，且有篆隶基础，所以印也刻得很好。杨之光教授当年南下拜高剑父为师后的第一个作业就是给他的师母刻一方“翁芝长寿”的印。杨之光教授制印，无论白文还是朱文都颇有造诣。如白文《黄胄》印，刀法峻爽顿挫，粗细变化微妙。章法平稳而不觉呆板，既有刀味，也有石味。又如《周思聪》印，用刀如用笔庄重古厚，结体严谨。朱文《徐坚柏》印，亦是用刀如用笔，线条很苍劲，左边利用字的笔画为边，右边若断若连与之协调，都很有心思的。《迟轲》印，简法似密不透风，却使人没有窒息的感觉，反而觉得处处通透、疏朗，真气流畅，有他独到之处。用刀和用笔虽然有所不同，但杨之光教授却是兼擅刀笔，是他过人之处。也是他成就辉煌之处。至于诗，杨之光教授自谦为洗澡堂歌手，不过诚如他自己所说：“不善写诗好句来。”不专善写诗，却偶有好句。其实他的诗词在中学时受过南社著名诗人顾大漠悉心指点的。杨之光教授的诗，多为有感而发，譬如《思母》诗，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很动情，尤其是最后两句：“蓼蓼枝头青尚在，不知家园几经霜。”令人一读一回肠。《北归》：“莫怪老亲增白发，故园景物也萧条。”愁肠百结，哀伤不已。《朝起见雪》：“何方高手真能事，醉后长吟几欲痴。拂袖挥毫鲜用墨，一盂铅白泼寒姿。”是诗中有画。还有他的题画诗想象力丰富，很有生活哲理，使人百读不厌。这些诗有能将画意点醒、延伸、升华的作用。他还常常用诗表达自己对画道追求的主张、见解、或决心。如“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他将这两句诗书写挂在客厅作为画画的座右铭。为寻我法，忌食残羹，他学贯中西，闯南走北，遍访名师，耗去了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一系列让人感动的作品，“印画书诗融一体，大师自古是通才。”这赞誉用在杨之光教授身上一点也不为过。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应笔者之邀，教授兴致勃勃地磨墨理纸，当场挥毫，翰墨神飞……不禁想起《杨之光侧影》序言中杨教授的一句话“江水代有才人出，我辈真诚待后生”。我想“我辈真诚待后生”正好可以做为他此时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