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不语心有数，捧出一腔红宝珠。”这是今年68岁的著名国画家苗墨最钟爱的一句“名言”，也是他朴实人生的真实写照。

石榴的顽强坚忍、满腹硕果让他痴迷，而他自己也像石榴那样，立足大地，默默不语，一笔一画地书写艺术人生。

“除了画画，他似乎什么都不会。”

苗墨的家，在北京香山脚下。

门前欢腾着一对喜鹊，是苗墨的“御用模特”。

进了门，未事装潢的朴素客厅里，一张长8尺的画案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笔、墨、纸、砚草草搁在画案一头，刚刚才被主人侍弄过的模样。几张尚带着潮气的画作像新洗出来的相片一般，被夹子夹着高高晾在桌边。存墨水的罐子、写生用的木头画架、画本、板凳、字帖，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屋角，生动地勾勒出一位老画家勤勉的一天。

泡上一壶茶，一身打扮同这间屋子一样朴素的苗墨与记者相对而坐，“欢迎欢迎！”

一开口就是浓重的陕西口音，宽和、温善的性情全写在一张敦厚、朴实的脸上。

才几句话，记者便觉出苗墨的不善言辞。身旁的妻子赵芝兰边沏茶边揶揄道：“几十年了，每天就是画啊画啊，除了画画，他似乎什么都不会。”

难怪，有人称苗墨是“画痴”。

1940年，苗墨生于河南滑县，儿时名为苗三太，14岁时举家迁入西安，2年前移居北京。

在西安市二轻技校教书法绘画时，年纪轻轻的他闹过不少笑话。
有一次，苗墨把一床被子晒在院子里，过了半个月都没想起来收，其间还下了一场雨，旁人看不过眼，抱着被子挨门询问，这才物归原主。至于忘记领工资、吃馒头蘸墨汁之类的事情，在苗墨身上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至今想打开录音机听一听音乐，他还得找女儿来帮忙。

只因舅舅是位民间艺人，苗墨从小喜欢上了涂涂画画。后来迁居西安，到西安市第26中学就读时，他的艺术人生才就此启幕。

“教图画的老师叫朱冰清，是杭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家闺秀，她待我像母亲一样，看我喜欢画画就手把手地教我，带着我一起去写生。”苗墨的绘画基础就在那个时期打下，“她还自己掏钱给我买纸笔，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是我一生的幸运。”

随后，苗墨顺利地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成为国画班里的尖子生，他的才华得到了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几位老教授的青睐，“今年国画系即使只招一名学生，也非苗墨莫属。”

可就在1962年苗墨毕业那年，美院国画系被“关停并转”，且当年全国所有高校的国画系均一人不招。班主任劝苗墨报考工艺系，先谋个出路，他固执而坚定地摇头，他只爱国画。

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和泥、打夯、挖土方、砸石子，在那段日子里，白天，苗墨仗着年轻逮着什么力气活就干什么，晚上，他还是不停地画着。

终于有一天，渴望学画的他挟着一卷习作往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里闯。正当他与门卫争辩时，他手中的习作吸引了一位青年人的目光，那人将他引入院内的一个画室。

画室中，正在作画的老画家停了笔，翻看着习作问：“你画的？”

苗墨答：“是。”

老画家慈祥地笑了：“你明天来吧。”

第二天，苗墨住进了赵家，成了大名鼎鼎的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的入室弟子，和为他引荐的赵家三子赵振川共用起一张画案。

“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喜爱作画，我要坚持画，要画好。”

从1965年到1968年，在赵望云身边学画的三年，苗墨永生难忘。

“老先生话不多，但直指要害。他作画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在旁边看。”赵望云不仅指导苗墨作画，供他文房四宝和写生费用，还推荐他成为陕西省美术协会国画院研究室正式学员，使他得到石鲁、何海霞等前辈的指点。

上世纪60年代崛起于西部的长安画派，以黄土高原苍厚拙朴的山水和勤劳敦厚的陕北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出现了赵望云、石鲁、黄胄、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等艺术大家，“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画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中国画中有鲜明特色的画种”。郭沫若曾评价：“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从师三年，学的岂止是画技，老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作画的事理。”言谈间，感恩之情流露。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接踵而来。

说到这里，老人竟一时语噎，默默垂下泪来。

妻子赵芝兰接过了话茬：“我是在那个时期因画作结识了苗墨。”

苗墨的父亲本是八级泥瓦匠，收入不错，却在“文革”中成了“历史反革命”，被遣送回老家，失学失业的苗墨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作画于他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困苦中，苗墨想到了放弃，他一咬牙一扬手，把自己那方砚台从窗口抛了出去，谁知砚台非但分毫无损，还刚巧落在院子砖块地的一个凹窝中，四平八稳地，像是被人细心放置。“这是不让我放弃，也是我无法放弃的。”

在那个生不起炉子的寒冬，苗墨就着煤油灯继续坚持绘画。在2尺宽的小桌上，他一口气画出了4尺幅的《冬景白桦》。画中，万木凋零的背景下，唯见白桦抗寒流，御霜雪，昂首挺立。冬景是时代的缩影，而白桦则是苗墨不甘屈服的自我精神的写照。从这幅画起，苗墨的创作跃入了“意为笔先”的崭新境界。

也是在这个冬天，一幅《迎春花》迎来了苗墨的爱情。

秀美聪慧的赵芝兰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苗墨结合。

最困难的时候，苗墨白天在闷热的织袜厂车间干体力活，晚上回家画画，一家老小的生活料理就全交给赵芝兰一人。为了节省开支，帮助苗墨研习用墨技巧，赵芝兰学起了裱画，此后苗墨的经典画作几乎都经她手裱。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苗墨也不曾放弃。问他为何执著，他说，“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喜爱作画，我要坚持画，要画好。”

要当画家，不要当“话家”

1980年，苗墨被调入西安市二轻技校教书画，后被聘为陕西省国画院画师，这才又过上与画日夜相伴的日子。

正当苗墨的山水画日臻成熟时，1984年的一场病让苗墨无法再去大山里写生了，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习画20来年的水墨山水。已成“画痴”的苗墨哪里扔得下手中的画笔。思谋良久，他决定改画花鸟。长安画派擅长人物、山水，苗墨的花鸟在长安画派中没有先例。

从山水到花鸟的转型有多难？足足二十年，为琢磨花鸟技法，苗墨闭门谢客，近乎与世隔绝，他的名字几乎在画坛消失。

没有现成的老师，苗墨就拜大自然为师，专门观察花鸟。为研究荷花，他每天带着干粮坐公交车去莲花公园写生。从才露尖尖角的小荷，一直观察到荷花败谢；从晨曦微起，一直到夜幕降临；烈日下的荷花，暴雨中的荷叶，都一一入画。有时赏得入迷、画得兴起，他干脆趴在地上创作起来。就这样不辍地入微观察、勤勉创作，他笔下的花鸟有了鲜活的灵性，也有了鲜明的个性。

也许是生活经历所致，苗墨画的题材大多是最普通的花和鸟。在他的画中，麻雀常常占据一隅，“因为小麻雀体现的是普通人”。苗墨能画30多个品种的花果，他笔下的石榴、桃、南瓜、月季、梅花、葫芦、枇杷、杨树、猕猴桃等都堪称一流，许多题材鲜有人取来入画。

长安画派立足黄土，提倡“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在向大自然寻求老师的同时，苗墨一一研究中国古代花鸟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借鉴传统，在“形”、“意”、“情”中寻求创新。他更尝试将熟悉的山水技法融入花鸟绘画之中，“不求同能，但求独胜”，这样的艺术追求使得他闯出了一条独特的水墨画道路。

寂寞二十年，只知埋头艰辛，以至于少时老友再见，直说他还是“二十年前旧板桥”，乡音、神态一丝未改。

笑苗墨痴傻的人不少，他却耿直：“不怕你们笑话，我是什么都不会玩。我的性格不善应酬，也不会炒作自己。我唯一的爱好就是作画。”他谨记恩师赵望云的教诲，“不要空谈，要当画家，不要当‘话家’。”

苗墨是一位真正的画家。

每年作画一千张以上，此外，临帖、写生从未间断。妻子捧出了厚厚一摞从西安带来的写生草图，“你们都想像不出他画掉了多少纸，这才是一小部分。”

除了近年来才用上的整齐画册，苗墨的大部分写生是在质地、颜色、大小、用途各异的纸张上完成的。

1958年10月一本杂志的一页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隐约在毛笔勾勒的劳动场景中。一张1964年的旧报纸上，画着一位姑娘的侧脸。一张玫红色的宣传单背面，涂着几株白桦树。

包食品用的油纸、质地粗糙的硬板纸、草纸、宣传单，炭笔、钢笔、毛笔，就这样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记者翻看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写生草图，一张又一张，一打又一打，创作它们的人该怎样痴爱着绘画。

数十年来，苗墨的写生从未间断，他从写生中汲取营养，再用画笔呈现他所发掘的真善美。“美是一种发现，它不能凭空想像，而要扎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苗墨这样感叹。

一位与苗墨素不相识却非常喜爱他作品的收藏者说，从苗墨的画中，我读到了真实的美、纯粹的美。



他常拿着自己的画作自语，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泛黄的纸页，让陪在一旁的长女苗青红了眼圈。

打记事起，苗青就看着父亲作画。为了省下笔墨的钱，父亲曾专门找人做了一管铁笔杆，自己镶上毛笔头，沾了水在石板上写啊画啊；买不起纸，父亲就在一张纸上先写生，再练字，最后练习运笔，总要把一张白纸涂得乌黑发亮才肯罢休；不管天气怎样，父亲总是清晨七点起床，练字、出门写生，回来时常常累得两眼发胀，脚肿得鼓起来，一按一个坑，都没精力陪她们三姐妹说话、游戏。

日复一日，父亲的孜孜不倦成了理所当然。而几年前，一心痴迷作画的父亲不安起来。“他常念叨，你们老妈跟了我三十多年，我做得不好，没有照顾好她。他有时还会拿着自己的画作自语，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细心的女儿听出了父亲心中的歉疚。

苗青不是学画的，很难在专业上对父亲的作品有准确评判，“我看不太懂，问他自己画得怎么样，他就乐呵呵地说‘好着哩’。” 苗青就壮着胆，捧着父亲的画作去跑美术馆，去闯专业画家、鉴赏家的家门，请他们看一看，“我就是想让老爸知道，他这一辈子没有白画，他没有对不起自己，没有对不起这个家。”

要让作品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必须拿出去，拿到展览上去，拿到市场上去。许多有眼光的人士一见就喜欢，纷纷表示要买下。这下苗墨着急了，说什么也不肯卖自己的画，“都是我养的孩子呀，怎么能卖呢！”

苗青的孝心和苗墨作品的功力，赢得了不少名家称赞。在多方关心下，苗墨在陕西省国画院举办了个人作品展览。紧接着的2004年，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邀请苗墨前去举办画展，展期和参观人数均创展馆纪录。接下来的多个展览，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早就应该出大名”的画家。

2006年11月，苗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在心目中的艺术圣殿成功办展已是荣幸，而展览期间举行的苗墨作品研讨会、画界与观众的高度评价、《晴雪图》《大寿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更让这位长期埋首伏案的老画家热泪盈眶。

要画真正的国粹

一张4尺宣纸铺开，一碟墨汁，一洗清水。苗墨往画案前一站，提起一支长毫，随意地蘸上些许墨汁与清水，便往纸的左上角按了下去，一笔划开，随着力深浅，墨色竟分出好几层浓淡来。难怪有画家称，“中国画中，墨分五色，而苗墨笔下，墨分十色。他把墨色舞弄得出神入化，无烟火、见洒脱、去尘俗。”

妻子赵芝兰告诉记者，苗墨作画从不试笔，墨与水总是看似不经意地蘸取，常常十几分钟就能绘出一幅构图全然异于以往的画来。

笔在苗墨的手中时而疾速挥洒，时而轻描淡染，不一会儿，一幅石榴图便跃然纸上。

苗墨对石榴情有独钟。问他缘何爱画石榴，他淡淡说，“秦地盛产，随手可得。”为了画石榴，他曾与石榴朝夕相伴，青涩时的石榴，熟透了的石榴，朝阳的，背阴的，没有他没看过的。

许多人喜欢苗墨的石榴图，把他称为“苗石榴”或“石榴王”。他的《榴红图》、《秋实图》、《榴顺图》，让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我特别欣赏他画的石榴树，疙疙瘩瘩的质感画得非常刚劲，石榴果外面皮的厚度画出来了，石榴籽外面包的甜的透明的水画出来了，国画能出现这样的质感，非常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翟墨赞叹。

画毕，提笔写下题跋，“石榴不语心有数，捧出一腔红宝珠”。苗墨爱极了这句话，火红却默然的石榴，正是他默默无语、苦心耕耘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的写照。

“他的画作质朴、浑厚、大气，笔墨语言丰富而洗练，有大的气度和力量，彰显出长安画派的气象。”这是中央美院教授、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对苗墨水墨画的评价。

“苗墨把水用到了一定境界，水在他的手里是块橡皮泥，随便怎么揉都跟着他的感觉走。”中国国家画院副研究员赵立忠赞叹。

而在苗墨自己看来，“好画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群众喜欢的，二是符合中国审美传统的。符合这两个标准，才是真正的国粹。”

如今，苗墨早已是陕西国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也是陕西国画院唯一的花鸟画家。

他的巨制《春到长安》被西安市政府首次访日代表团作为厚礼赠送给了日本奈良议会。他的《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路是春》被西安市政府赠予英国的爱丁堡市市长。1998年前后，他的5幅作品又先后被陕西省政府分别赠给了瑞士政府、比利时政府等，并先后被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收藏。

苗墨很少主动谈起这些成就，只说“不以浮名而自傲，数点墨花天地心”。

如今，苗墨在香山脚下的生活依然如故，写生、临帖、作画，在最平凡朴素的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他一提起笔，满脸欢畅，精神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