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王春立，画家，美术评论家。王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外美术史比较、研究工作，包括对现当代艺术的一些艺术现象都有独到而专业的解读。



　　王春立，画家，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理事，副秘书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编者按】初识王春立老师是从他的一篇文章开始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挺直民族脊梁》。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30年中，我国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飞跃式的进步，真是突飞猛进、气象万千。今年08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更是从经济、高科技以及文化的层面上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些年来发展的喜人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前进，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他们希望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5000多年绚烂文化的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回过头来从新审视自己，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认识一下它们到底要走向何方？

　　在这个点上我采访了王春立老师，王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外美术史比较、研究工作，包括对现当代艺术的一些艺术现象都有独到而专业的解读。

　　记者：鲁婧（以下简称“记”）

　　采访嘉宾：王春立（以下简称“嘉宾”）

　　记：看了您《挺直民族脊梁》觉得很振奋，您讲：我国美术现代化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请问，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画创新的？

　　嘉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门户大开，多种文艺思潮非常活跃。关于中国画何去何从，在美术界，似乎天天都在争论。下面我想谈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民族性”的问题。近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大量传入国内，于国画界反响极大。“中国画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画面临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现代化”，“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如上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实，这些观点，是对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种误解。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早已中断和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直传承至今，具有无比的稳定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包括中国画在内，其“民族性、民族特色”，不仅不会阻碍“艺术现代化”，而是实现艺术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三十年来，我在许多文章中表述过看法。主要观点是：

　　第一，民族绘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绘画，就一定会存在。

　　第二，已有五千年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历来总是采取开放的，吸收外国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而不被外来文化同化，致使民族文化解体，具有强大的涵摄力。另一方面，如某种境外艺术形式一旦传入我国，必然经过中华民族文化的鉴定与取舍，使其那些适宜生存者，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名族文化不断融合所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民族绘画与其他门类的传统文化一样，其“民族性、民族特色”，是指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了稳固作用的统摄的力量，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第四，中国画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热爱。

　　第五，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其次，关于“接轨”。有人说，现在趋势是“世界文化一体化”，“中国文化要与世界文化接轨”。自然，中国画也不能例外。什么叫做“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并以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都是民族文化的形式。由于世界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反映在文化上必定是多元的。在任何时候，只要世界上还有众多民族存在，就不会有什么“世界文化一体化”。所谓文化，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社会愈发展，就愈会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性。在当前，纵观法国、瑞典、日本、俄国、韩国以及中东等许多国家，对待本国文化的态度，都是如此。所以作为世界上各种文化统一的“轨”，是没有的。

　　强权大国为了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各种资源，推行自己的价值观，除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政治、经济控制或军事征服外，同时进行文化渗透——如在美术方面通过展览、评选、收藏、资助等手段，大力宣传能够为本国垄断寡头带来全球利益的“当代艺术”。为此，还在这些国家培植里应外合的代理人。如我国有的美术理论家在国际会议演讲时和散发的论文中就公开表示：“在精神空间里，西方文化作为绝对的‘中心’统摄着中国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艺术家”必须采取“策略”，以求“更快、更有效地进入西方的当代艺术制度中”，“中国艺术”必须“获得西方承认”。

　　西方大国为什么作为一种战略措施在全球推行“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灵魂，总体上说，就是不要理想，不要秩序，不要和谐，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正如我国当代艺术理论家长期传销并鼓吹的那样，所谓“当代艺术”其要旨则是“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而中国的民族美学，始终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孔子《论语·八佾》曾云：“子谓韶，尽美也，又尽善也。”主张通过艺术的“美”，表现人性的“善”。历代美学家继承并彰显了这一美学传统。认为美术作品要通过内容与形式的美，使人“明劝诫，著升沉”，“成教化，助人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始终把社会责任感摆在第一位。中国公民、中国艺术家自古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责任感，与西方“当代艺术”所散布的价值观，从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不惜花费重金在我国炮制“当代艺术”，其目的就是大搞文化侵略，企图在精神领域征服中国民众。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无法“接”在建国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国文化的“轨”上的。再说美国用“当代艺术”，总是对付别国的。他们自己的《自由女神》以及在山峰上雕刻的总统群像，都不是“当代艺术”。美国垄断寡头很聪明：把垃圾倒在别的国家，散布瘟疫，还说这是“巧克力”。

　　因而，我们必须树立民族自信心，挺直民族脊梁，在21世纪，通过国人努力，必定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包括中国画在内，在世界舞台上，显示出更加雄强的伟力。

　　再次，关于创新的问题。我以为，“创新”要有基点。这个基点，应该是老树发新枝——即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创中华民族文化之新。中国画创新，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传承笔墨基因，有个人面貌。

　　第一，要弘扬中华民族美学精神。一切评判艺术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准，都在于看它是否能够感染人，是否能够使人达到“畅神”的审美境界，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标准。中华民族美学具有精深性、丰富性和先进性。早在两千多年前《易经》提出的“刚健、笃实、辉光”（上经之四·大畜），犹如不灭的灯塔，照亮了我国文艺发展的整个航程。文艺作品要反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气概，要有笃实的内涵，以及与反映作品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以此日新其德”。汉唐雄风、魏晋秀骨、两宋情怀，可作如是观。今日的中国画，也应如此。

　　第二，要有笔墨基因。说“笔墨等于零”，这是对中国画的调侃。没有笔墨，就没有中国画——正如没有色彩，也就没有西洋画一样。实际上中国画的创新，应该还是中国画，不能丢掉笔墨基因。中国画这棵“老树”“发”出新枝，需要吸收到多种必要的营养，其中也包括借鉴、融合域外造型艺术的优点。

　　以晋唐之间人物画为例，顾恺之“屈铁盘丝”线描之法，源自西域；张僧繇用色晕染凹凸之风，也本自西方；曹仲达“曹衣出水”的“曹家样”，得益于天竺佛教造像。上述画家的做法，不是抛弃了中国画的笔墨，而是丰富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技法。这是一种经过千余年创作实践，所证实的，仍然可行的成功的经验。

　　第三，要有独自的风格特征。中外艺术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一部艺术风格演变史。一件美术作品之所以叫做“创作”，就是因为这件作品从构思到艺术表现，具有独创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于意境、置陈布势、形象、色彩、笔墨等方面，展现了新的美学秩序。就宋代山水画而论，北宋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笔下丰实郁勃，气势沉雄；南宋李唐、马远、夏圭等空灵含蓄，清疏幽逸。北宋的丰实与南宋的空灵，构成了中国山水画最高境界的两元，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尚不可逾越的高峰。上述所有画家各自的艺术风格，都是非常鲜明的。

　　明至清初，青藤、八大以其独特的手眼，把花鸟画发展到了新阶段，使笔墨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石涛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在他的作品中，涌动着无限的激情。所以说，创新精神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动力。墨守成规，拜倒大师们下站不起来，必将导致艺术的衰落。若只是依样画葫芦，在前辈画家作品中讨生活，毫无自己的艺术面貌，并以此大肆炒作，这样做或可达到追逐名利的目的，但与真正的创作无关。

　　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当为警世语。

　　愿中国这棵老树发出更多新枝，充满勃勃生机。

　 记：美术创作可以真正地“远离现实”，而纯粹地“表达自我”吗？

　　嘉宾：歌德曾经讲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有许多中国画家纷纷投身于现实生活中，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创作了一批批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的好作品，激励了广大人民积极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就北京的中国画家而言，吴作人、叶浅予、李可染、张仃、周思聪等人，都以自己的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尊敬。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也有一些中国画家，在中国画价值观的问题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真正的中国画应该"毫无功利色彩"，艺术家在作画中必须"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注重情感的渲泄"、“追求内心的真实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中国画家离开了亿万人民从事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艺术创作变成了视觉游戏，在作品中表现了悲观的情绪、对人生的迷惘以及低级的格调。站在这些作品的面前，使人感到困惑，看不懂作者画的是什么；又使人感到忧虑，因为作者以丑为美，歪曲了现实的生活。

　　从目前看来，中国画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要不要把中国画彻底“破坏”和“否定”，这种议论似乎已经过去了——因为中国画家还在画，中国人民还在欣赏这一基本的事实，已为中国画继续存在和发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具有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画，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到了每个中国画家的面前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中国画是属于人民的。只有植根于人民之中、与人民有着密切关系、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画，才有生命力。

　　当我们的中国画家在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欢乐、理想、愿望和追求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和杰出的代表。今天的中国画家及其作品，都是他生活着的、创造着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一一即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宏观背景下的产物。中国画家应为创作被人民所亲近、所理解、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艺术作品而奋斗。这是因为，愈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愈是在作品中表这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这样的作品才愈能感染广大的观众。人民的利益，应该成为中国画一切创作活动的出发点。

　　因而，中国画家不能超然于人民之外“远离现实”、“表现自我”。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是广大人民从精神上掌握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应以独特的审美方式，表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面貌。人民希望中国画家在作品中表现真正美好的东西。脱离人民、孤芳自赏，是不可取的。这正如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雷内·克莱尔所说的：“观众并不永远都是对的，但是，无视观众的作者却永远是错的。”

　　中国画家的主观意识，在创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力求通过艺术形象揭示社会本质，从不照搬生活中的表面现象。但是构成中国画的最基本的因素，并不完全是中国画家的主观意识，而是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国画家的创作思思以及作品的完成，是由画家主观意识决定的，可画家的主观意识是画家本人赖以生存和创作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中国画作为一种精神“原料”，它无法远离生产者〈画家〉的精神条件，而生产者〈画家〉的精神条件，也无法远离为其提供生产这种精神产品“原料”的客观世界与社会生活。因而，最终决定中国画创作的，只能是中国画家所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

　　在优秀的中国画作品中，画家的独创性是与画家认识生活深刻的程度一致的。画家在创作中只有抓住时代的特点，不是抽象地，远离时代洪流地"表现自我"，而是生动地、具体地、真实地描绘壮丽的山川、人民的心态和时代的进程，他的作品才会闪烁美的光辉，具有永恒的魅力。

　　但是有人说，在中国画创作中，只有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注重情感的渲泄”，“追求内心的真实性”，才有可能是真诚的，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诚然，中国画家在观察生活时的真诚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透过对自己所描写的对象的分析，对生活所做的真实的、积极的反映。在作品中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不表现艺术家的真诚，当然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但是艺术家的“真诚’，并不能作为抽象的评价作品的标准，艺术的真实，是由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现实本质的艺术形象决定的，因而中国画家的“真诚”，只有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才有积极的意义。“情感与态度尽管带有相当大的笼统性与主观性，但它们始终是现实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意识的表现”。那种“面向自我”的所谓“真诚”，只不过是否认情感的社会性，把情感与生活割裂开来，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的反映。所以，以为中国画家可以脱离社会、单凭主观意志进行创作的“自由”，只是一种虚伪的“自由”。

　　在中国画创作中把人的主观意志绝对化的“表现自我”说，声称脱离现实生活“追求内心的真实性”，这在理论上是个重要的失误。因为人们的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没有任何一种心理的内容不来源于外部世界”。中国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下的社会心理的反映。画家的主观意识及其作品所反映的情调，它应该也必须与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通过审美功能所具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无时不在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观众。社会主义的中国画，要对人民培养社会主义情操，起到有益的作用。李可染先生曾经讲过：“我们在山水画中描绘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其主要思想在美化祖国，歌颂祖国，目的是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感染给广大的人民。"这些真知灼见，是很深刻的。有作为的中国画家，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变革中，都不应该对生活无动于衷，而要热情地拥抱现实，拥抱阳光，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的轰鸣，反映人民的理想、愿望和感情，从而使人民感奋起来，在美的陶冶中得到精神的力量。建国以来，有许多中国画家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断地开拓着自己的视野，从独特的艺术视角，颇有个性的艺术语言，创作了许多好作品。一直受到了人民的喜爱与称颂。”

　　李可染先生说：“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没有意境或意境不鲜明，绝不可能画出引人入胜的山水画。要获得我们时代新的意境，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深刻认识客观对象的精神实质；二是对我们的时代生活，要有强烈真挚的感情。客观现实最本质的美，经过主观思想感情的陶铸和艺术加工，才能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蕴合着新意境的山水画。”为了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中国画家要投身现实生活，与人民从感情上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通过感受和把握现实生活的底蕴，使自己的思想充实起来，活跃起来，努力做到与时代合拍。

　　也有人会说，提倡深入生活，会不会导致艺术风格单一化，作品公式化，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深刻地了解生活现象，洞察生活本质，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不排斥各自的生活经验以及表现手法的特殊性。这就是李可染、白雪石同画漓江风景，其结果竟然风格各异、情趣不同，但又同样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退一步讲，就是我国古代那些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家们，尽管所“师”“造化”一样，只缘“心源”不同，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风格、风采也就大不相同，比如都是描绘黄山，石涛就有别于渐江，渐江也不同于梅清。纵观中国美术史，明清之际崇尚临摹、复古之风，有许多画家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所以才跌进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大大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性。

　　最后，我以石鲁同志《学画录》中的几句话，作为本次谈话的结语：“生活不仅供养艺术之原料，(为)创何之泉源、思想之燃料，更当是陶冶我之熔炉。”画者不经过生活之锤炼，岂能去锤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