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2005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曾策划组织，在深圳举办了“首届中国写意画大展”。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写意画大展“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是保证中国画艺术更为健康和蓬勃发展具有引导性的举措”。五年过去了，此次“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又一次提出一个关乎中国画“意”的表现主题，作为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您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或一致性？

　　郭：按照传统来说，东西方绘画恰恰代表了东西文化的两极。这两极是基于对绘画理解的不同而产生的。从传统来说，中国艺术精神骨子里的基因就是“写意”，而西方的基因则是“写实”。“写意”与“写实”是两个对照的方面，它们不同于我们现在理解的“工笔”与“写意”的对照。实际上，“工笔”一词所对照的是“粗笔”这样一个技法概念，而“写意”对着的是“写实”这一概念。

　　“意”是一个民族对社会、自然、文化等一切现象体察后的综合。所以，中国画中的“写意”，其实是把对社会认识的总和，通过笔墨传达出来。中国画的实质是“写意精神”，而在这种“写意”精神里面，技法上则既是写“实”，又是写“意”。“写实”是观照的基础，既可以是具象表现，又可以是抽象表现，它的观点是“意象”。正因为中国画“意象”性的包容特征，艺术对生活有一个可持续的、深入的反映，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如此长久。“意之大者”提出了中国画的本质，强调它的根本性，既可以是写意的，又可以是写实的，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象的，给艺术创作以广阔出路。中国画把自己心理的东西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随着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代的创作，“意”必须是现代的“意”，古人既然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那么我们现代的人为何不能反映当代的“意”？在这之中，“意”这个非常重要的遗传基因是保障，不能变。

　　此外，笔墨也是中国画的一个基因，中国画把毛笔的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一种绘画，都没有中国画对工具利用得如此地道，短锋、长锋、细、粗、拖、拽、撵、擦等等的方法。“意”、“用笔”等等是中国画技法上的遗传，这不能变，所以要抓住实质，实质的东西变了就不是中国画。这就牵扯着一个对传统的认识，如果对于“怎么来”认识不够，那么“怎么往前发展”就有点盲目。

　　潘：就是说，这次展览的意义在于：回溯中国画的来路，以关照他的未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相对于全国美展中国画展这样的以展示成绩和现状为主要宗旨平台，“中国画双年展”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性。这次评选是通过推荐的形式进行的，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推选艺术家的？

　　郭：中国美术界应该来做这个事情，而浙江画坛本身就该做这个事，早就该做这件事。因为浙江有良好的基础与条件来做这样一个以“中国画”主旨的全国性美术展览。浙江中国画一直有一个延续发展的传统，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相比起其他地区，浙江举办这样的展览是最有条件的。另一方面，通过这次展览，浙江的中国画视野就扩大了，不光是南方、北方的问题，更是把全国的问题一起吸纳过来研究，这对于提升整个中国画的水平有很大的好处。而全国美展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当然也是一种很好展示成绩的模式，此次展览选取三十位艺术家，每位艺术家30米的展线，等于是给每个人都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面貌和艺术思考，又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打擂台”的气氛，这是一个有比较的、很好的平台。三五次之后，就会对当代中国画形成一个历史性的记录，记录时代改革之中中国画发展状况。

　　此次评选的形式也比较新颖。首先是评委的推荐，从推荐的人来说，面也较宽，这就保证了展览的普遍性。我推荐的艺术家是崔子范和陈佩秋，崔子范先生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理解有独到之处。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带第一届研究生班的时候，我请崔老谈谈他跟齐白石先生应该怎么学。结果他急了，他说：“齐白石的东西我一笔都不能学，每一笔都是他的符号，我要学习精神。”可见他对艺术发展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像崔老这样的精神，对艺术的执着，他的作品之中那种朴、拙、大、壮的“意味”，是很值得我们“写意精神”去推广的。而陈佩秋对宋元明清的艺术作过深入的研究，在鉴赏、收藏、评论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像这样一个老画家，我把他推出来，是站得住脚的，可以引领年轻人去学习。“写意精神”要弘扬正气、大气，不要扭捏。在评选艺术家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艺术家“气”不够，精神较弱，表现“意”的方面偏“软”。南方画家画风多灵秀，而北方画家则较朴拙浑厚，通过此次展览来进行一次南北交流，发扬磅礴、正大之气。培养中华精神，发扬中华正气，我想这也是这次展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