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幸运在场的刘香成用胶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并为他带来了普利策奖。但他和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们一样，说不清什么是“新闻摄影”，却可以花几年时间在一个陌生地方生活，连孩子也跟在身边，“但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传承者。”图片背后的价值在于带着自己的审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拍摄那些图片。

　　在这本影集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照片中，中国人的情绪都非常饱满、昂扬。“凯文对当代艺术很有研究，现在的画就是表现不出来当年社会主义写实派那种镜头。现在的人去唱歌，也唱不出那个调子。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节奏，其中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声音，图片也有这种力量。我们在梳理的时候，就希望，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尽可能找到的资料里，去表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刘香成出生于1951年的香港，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曾挪用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创办的学堂中有一位学生叫梁漱溟。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出生于湖南的湘潭，从军然后读书，成为蒋介石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结婚后的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的，是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1949年后，刘家前往香港，刘香成就在那里出生，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位。但3年后，母亲带着刘香成迁回了福州老家。当年的私家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在那个年代，刘香成的身份是出生于香港的华侨，班级中少数没有红领巾的学生。1961年，刘家又回到了香港，远离了被政治漩涡搅动的大陆。父亲在香港是报人，1970年刘香成去美国念书，父亲阻止了他念新闻的想法，最后他选择的是国际关系。不过改变他命运的却是大学期间的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选修课上遇到了基恩·米利，当时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建议刘香成去他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之后，他亲历了西班牙、葡萄牙动荡的政局，他走遍了中国、苏联、印度、韩国、阿富汗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政治热点地区。

　　从1970年代起许多西方人通过他的镜头了解真实的中国。 那些30年前的照片，几乎成为西方了解后毛泽东时代神秘中国的窗口，照片后来集结成畅销摄影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去年这部分照片集结成摄影集《中国：1976-1983》在国内出版。1992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幸运在场的刘香成用胶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上了全世界所有报纸头版头条，并为他带来了普利策奖。

　　“我拍戈尔巴乔夫辞职，是一个意外”

　　早报：1992年，你用镜头记录了戈尔巴乔夫辞职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你也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这是否要归功于幸运？因为当时只有你一位摄影记者在场。

　　刘香成：当年，我结束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洛杉矶，我跟美联社社长说，你答应我从北京回来之后，2年后能派我出去。那个时候甘地夫人刚刚被刺杀，他就问我愿不愿去印度。我很高兴地说好。我又要出国的消息，连洛杉矶分社社长也知道。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我在暗房洗图片，其他美国记者跑到暗房跟我聊天。他们对我说，刘香成你疯了，所有美国记者的梦想就是来南加州，你好不容易从北京调回洛杉矶，你现在居然要去印度？他们感觉这有点不可理喻。

　　我拍戈尔巴乔夫辞职，是一个意外。我进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还不知道演讲完了苏联会解体。我只是人缘不错，人家（CNN）去采访，拉着我也去，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走进去。当然我也是有作为的，不是人家说不准拍就不拍，那是给了你机会也丢了。机会，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当年西方记者要有苏联外交部发的摄影签证，是很难的。当年我去苏联的第一个月，《新闻周刊》有个记者叫彼特·特尼，他就常年有这个签证，他有事情就从巴黎飞到莫斯科。但他说喜欢巴黎，从来不住在苏联。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里吃饭，那位彼特对我说，希望有机会来苏联居住一段时间。我说话很冲，我说，“彼特，等你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晚了。”过了几天，苏联就解体了。等他和弟弟再次出现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可他有这个签证已经五六年了，他就是不愿意去。

　　我对苏联的兴趣，是因为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遇到很多优秀的美国记者，我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去过苏联。然后他们对我说，中国这个制度都是抄袭苏联的。我要知道中国制度为什么这样，我要知道一个解释。在我的思想里面觉得，这很有意思，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苏联。有一次和美联社社长在一起，随口说想去苏联。过了段日子，他对我说，你还敢不敢去苏联。这样机会就来了。那个时候，我才在韩国不到一年，然后又把韩国家里的所有东西重新打包装箱运到德国，用卡车再运到莫斯科。

　　“现在的摄影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生活”

　　早报：一张照片背后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

　　刘香成：我的老师基恩·米利是一个有着19、20世纪传统的欧洲人。用图片说故事，首先在德国柏林开始，然后转到法国、伦敦、美国。《生活》创办的时候，头一批吸收的就是这些欧洲摄影记者，包括卡帕两兄弟、布列松，他们不会有什么是新闻这样的问题，他们更多带着人文关怀。你看布列松拍法国的图片，那才叫真正的好，相对而言他在中国的作品不怎么样。只是中国人好奇，中国的形象在布列松那里呈现了。

　　这批欧洲人，带有很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拿相机看世界。在我跟基恩的九个月里，他轻轻松松地用这种传统影响了我。当年所有那些玛格南图片社的记者也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什么才是新闻摄影，他们出门的时候也是受杂志委托去拍图。那个时候杂志有钱，比如《时代》，他们会对我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这不是四天四个礼拜的事情。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所以，我的图片没有很强的新闻感，但确确实实我又是做了不少新闻摄影。可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所有大报大杂志社都在裁人，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条件呢？但那个摄影的人文时代一去不回了，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传承者。

　　这就是图片背后的价值，带着自己的审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拍那些图片。

　　早报：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越来越高，图片越来越多，但好的片子还是几十年前的。

　　刘香成：这是因为，现在的摄影师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生活。布列松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一篇纽约时报上的专访，他这样解释决定性瞬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决定性瞬间。当年我在北京工作了四五年，我对生活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但当时很多西方摄影师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比去人民大会堂照国家领导人来说真是小儿科。但这个东西其实有它的生命力，要记录一个时代瞬间。

　　“中国摄影师自己画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

　　早报：之前看一组你在1980年代初前后的作品，你的照片中的中国呈现出和其他西方摄影师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你不会刻意去捕捉那些乖张的政治行为片段。

　　刘香成：我的图片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之一是，我是中国人，我对这个土地和上面的人感情不一样，而美国人的教育给我的是独立的思考，我就是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多政治信息在里面。我的图片其实是图片的政治报道，虽然是日常生活。所以我的图片都是人与人的感情对话，独特的一面是中国，是我中国人的感情。

　　早报：说起相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刘香成：在许多采访中都说不想谈相机，因为一想到相机，就会把它跟其他器材联系在一起，卫星电话、暗房、三脚架、放大机等等，一出门就是70公斤重，还要搬家。人家问我，还照不照相，我当然在照相，就是我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在照相，看这个世界。

　　早报：你怎么看中国年轻摄影师？

　　刘香成：中国人很喜欢给自己设个框框，比如摄影师，他们一会儿会说今天我要做观念摄影，明天要做纪实摄影，后天是新闻摄影，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约束。这是我遇到的中国摄影师最大的问题，他们自己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面。